汉字和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历史和文化的书面记录。无论是要研究中华文化还是要研究汉语言文字的本身，都应该了解汉字的发展、变化，具有一点传统的文字学知识。

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一样，汉字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就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汉语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汉字是形、音、义统一于一体的文字。因而汉字的发展变化也同时表现在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虽说这三者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变化规律，但也彼此相关联。字形是字义和字音赖以寄存的躯壳，要了解不同时代（特别是上古）汉字的音与义，总离不开对汉字形体的分析；而不同阶段上的汉字形体又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要想全面地、历史地掌握汉字，并借助它来释读古代文献或研究有关问题，首无就要对汉字形体的演变有个明确的了解。

汉字形体的演变，是人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对它进行改造、改进而约定俗成的结果。其中有一脉相承、变化轨迹较为清晰的一面（主要方面），也有中途断裂、分合乖异而纷繁杂的一面，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这里只介绍一些基本的情况与古代汉语学习至为相关的问题。

一、汉字形体演变的几个阶段及其代表字体

从有系统可寻的商代甲骨文到现在所使用的要楷书字，汉字的形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为着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的大体形貌，我们以各个时代官方的正式字体为主干，人为地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化划分为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及其代表字体分别是：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战国时代的金石竹帛文（统称战国文字）、秦代的小篆、汉代的隶书（包括草隶即章草）、魏晋至今的楷书（包括行书与今草）。而对这六种不同时期的文字又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其中以秦汉之际为界，秦代的小篆和小篆以前的字体统为古文字阶段；汉代的隶书和隶书以后的字体统称为今文字阶段。古文字与今文字之间的过渡字体是秦汉之际流行的古隶（又称秦隶）。下面分别对这六个阶段的代表字作简要的介绍

（一）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卜辞、殷虚文字等，是現存中國最古老的文字。主要是指商代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殷商時期，人們以為神靈主宰著一切。所以每逢大事諸如天氣、收成、戰爭、田獵、婚娶等都要通過占卜向神問吉凶然後才做出決定。占卜材料用的是龜甲和獸骨。占卜結束後，占卜時間、占卜者、占問內容、占卜結果、應驗等情況一一用文字記錄下來刻在甲骨上，這種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簡稱甲文。由於甲骨文記錄的主要是占卜內容，最早的出土地是殷墟（晚商故都，在今河南安陽市北小屯村），記錄方式大部分是用刀刻，所以又有“卜辭”、“殷墟書契”、“甲骨刻辭”等名稱。

甲骨文雖然大都是刻在甲骨之上，但甲骨並不是當時普通的書寫材料，而屬於為占卜這一特殊需要所採用的特殊材料。甲骨文除了刀刻者外，也有極少數是用毛筆寫的。筆字在甲骨文中，像手握毛筆貌。《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些情況都說明毛筆和竹簡的發明及使用早在商代時就已經開始，只是由於容易腐爛，我們今天難以看到罢了。

甲骨文的內容除了卜辭外，也有一小部分屬於非卜辭的記事文。如記載甲骨的數量、納貢者的姓名、干支表等，多附刻於卜辭之旁或未經灼卜的甲骨之上。

甲骨文於年被發現。从發現到目前為止，共發掘甲骨總數在十五萬片以上，已整理出的單字約四千五百個，經過考釋可以認讀者約一千七百個。甲骨文的研究不僅屬於文字本身的問題，而且與殷商的歷史和文化密切相關。一百多年來，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甲骨文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體系完整的學科，研究隊伍壯大，著述如林，先後著錄、考釋、彙編亦及著眼於理論方法、歷史文化研究的各類著作約在四百種以上，論文約在五千篇以上。為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學者主要有王懿榮、劉鶚、孫貽讓、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陳夢家、于省吾、唐蘭、胡厚宣、徐中舒、張正烺、李學勤、裘錫圭、饒宗頤、李孝定等。發現甲骨文的第一人是王懿榮，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是劉鶚的《鐵雲藏龜》，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專著是孫貽讓的《契文舉例》，第一個考定甲骨真實出土地點的人是羅振玉，第一個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並取得重要成就的人是王國維。迄今為止，彙集甲骨文資料最完備的著錄書是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該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纂，精選甲骨文四萬多片，分期分類編排，共十三巨冊，由中華書局——年陸續出版。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上古史、古汉字和上古汉语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新材料。

甲骨文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记录了大量上古汉语的、比较早期的汉字。它虽然已成体系，但字形还多不规范，因而具有不同于成熟阶段汉字的特点：

1）象形性强

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甲骨文作为现存最早的汉字，具有很浓烈的象形意味。如我们PPT上所举的这几个字，这些字可以说就是一副简单的图画，寥寥数笔，略具轮廓，抓住事物的特征，使人视而可识。

2）异体繁多

甲骨文的形体结构没有定型，一个字往往有多个异体。比如“鹿”有的是圆头，有的是突出眼睛，有的突出鹿角，有的朝左，有的朝右等又比如“涉”有的脚趾多少不同，有的水的形状不同；再如“莫”莫本来是暮的初文，像太阳掉到草木丛中，其再甲骨文中有的从草型，有的从木型，有的还在前两种上加上“隹”这样一个字在甲骨文中就产生了近十种写法。这些现象说明，甲骨文时代汉字的构形还处于比较活跃的阶段，异体字、繁简字特多，因而造成了这一时期汉字的诸多歧异，以至给我们今天的辨识带来了困难，不过也为后来汉字的逐步定型化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字样。

3)笔画细劲方折

由於甲骨文是用刀刻寫在堅硬的甲骨上，所以線條瘦硬，多為直筆，轉彎的地方也都是硬角。例如表示太陽“日”，本應為圓形，有時卻刻成了四方形或五角形。有些本來應該填實的肥筆，實際卻只刻了個輪廓，或改用線條代替，例如天字就是這樣。天字上面的人頭商代金文即寫成圓形的肥筆。

4）结体颀长

甲骨文的形体总体来说呈竖长方形。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竹简的使用有关。竹木易得，使用简便，所以很可能竹简的使用比甲骨文更早，只是由于年代久远，竹木易腐朽，没有保存下来而已。古人在书写的时候，应该是左手执简，一端顶在自己的胸腹部，右手执笔书写，自然直行向下，空白的简在左，写完的简往右搁，按序编排，自然也就形成了提行向左的格式。因为竹简细长，宽度有限，而长度较为自由，自然容易形成竖长的形状。

5）合文較多。所謂合文是指將幾個字合寫成一體，形似一個字，但認讀時仍當作幾個字對待。甲骨文中的合文多數出現在數目字中或殷商先公先王的廟號中。例如：

五十六十二百五千大甲

（二）金文

金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金文包括殷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时期的銅器銘文，狭义的金文仅指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由於金文多數出現在鐘鼎彝器上，鑄造鐘鼎彝器的材料是吉金（上好的金屬叫吉金，主要指青銅），所以金文又有“鐘鼎文”、“彝器文字”和“吉金文字”之稱。

殷商時代的青銅器有文字的是少數，而且字數不多，沒有超過50字的。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時期，無論是銘文的量還是銘文的字數都較多，不少銘文都在一百字以上，例如西周初康王时期的大盂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就有字，西周末宣王时期的毛公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则多達字，是目前所见最長的銘文。

刻有铭文的先秦青铜器已出土约一万件。容庚《金文编》共收录殷周金文一万六千余字（包括重文），可识读者约一千九百余字，其中多数都属于西周金文。西周金文的內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宣扬周王的伟大、追念先祖的功德、记载战争的胜利、记录受到的賞賜以及器物拥有者和制造者的名字等，是研究古代漢語和西周歷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據。

金文不象甲骨文那样是直接用刀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出来的，而是先用毛笔将字写在模具上，然后刻好鑄造出來的，故具有肥厚粗壯、圓渾豐潤、莊重美觀、富於變化等特点。和殷商甲骨文相比，西周金文的形体机构有了很大的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甲、筆劃豐滿粗壯，多用肥筆和曲筆。字形長圓，庄严厚重。行款多直書左行，排列整齊。金文除极少数是青铜器铸成之后刻上去的之外，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而成的。用泥土制作模型自然比在坚硬的龟甲上刻画要容易得多，所以可以从容修饰，因此其笔画圆润丰满，多肥笔。

乙、直观表意的象形、象意结构形态减弱，便于书写的符号形态增强。例如虎、马、犬等字，无论是单独成字还是作偏旁部首，几乎都不再用甲骨文中那种以双线条勾勒其躯体的写法，也不再追求形象的逼真，只是还注意突出其最其特征的部分以便字形的区别罢了。（比如虎突出大头与利齿、马突出长鬃、犬突出卷尾）。这就把象形字向不再象形的符号化推进了一步。不过西周金文中的极少数字，特别是那些族徽性的字，甚至还保留着比甲骨文字原始、图画性更强的形态。

丙、趋向定型化，但异体依然不少。趋向定型化的主要表现在：形旁之意相通而混用的现象大为减少。如甲骨文中的牧字，有从牛、从羊、从马等同种形，西周金文中则只用从牛一体，淘汰了另外两体。第二，偏旁部首的位置有了较多的固定。例如“彳”旁，甲骨文置于左右都可以，西周金文则基本上固定在左边。第三，异字同形、合文、反书等现象大为减少。从总体上看，西周金文是朝着定型化方向发展的，不过同字异构的现象依然不少。

3、形声字大量增加。一是在原独体字上增加形符和声符，使之变为形声字；一是新造的字多为形声字，例如《金文编》食部所收的19个字，除4个甲骨文已有之外，新造的15个字中有13个是明显的形声字。有人曾作过统计，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只有20%左右，而金文中的形声字则已达到50%以上。

4、在书写形式上，越来越注意字形与名文整体的协调、美观。由于铭文是器物所有文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作者对每个字的结构、用笔和整体的章法布局都极尽精美之能事。如果说写刻文字的讲求书法，在甲骨文中表现得还够普遍、明显的话，那么在西周文中则是处处可见了。过去曾有人说先秦三代人写字“不计工拙”，是毫无根据的。

總体來看，西周金文和殷商甲骨文在结构、风格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显得更加成熟，更加符号化。不过也有些金文特别是早期的有些金文其结构相当复杂，比甲骨文还象形，更象表现事物形体的图画。

（三）战国文字

戰國文字是指戰國時期周王室和各諸侯國所使用的文字。戰國時期，由于諸侯割據，政令不一，“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导致各国文字在内部结构和书写风格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異。根据今人王国维的研究，战国文字共分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两大系统。

六国文字是指战国时期秦国以外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的文字，或称“东土文字”、“东方六国文字”、“六国古文”、“古文”等，它是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部分。六国文字主要包括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壁中书”古文、《說文解字》、曹魏时代《三体石经》、宋郭忠恕《汗簡》、宋夏竦的《古文四聲韻》上所收录或刻写的古文以及后代新出土的六国简帛金石文字和陶文等。其中《说文》共保留六国古文百多个。六国文字在结构和书写风格上不仅与秦系文字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互相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主要特点如下：

甲、书写风格上存在着地域的差异，例如韩、赵、魏三国的文字形体端庄，用笔细腻，楚国的文字纵横恣肆，疏阔遒劲，燕国文字笔法刻板，多呈方折，齐国文字修长匀称，喜加装饰。随着这些差異的加劇，进而引起了内部結構的變化。

乙、异体、俗体字比較普遍。其中异体字的差異不僅表現在不同的國家之間（见齐、燕、三晋异体字比较例表），而且在同一國家同一地域內部也相当严重。有时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存在着多种异体。例如

丙、字形變化的隨意性很大，省變嚴重，缺乏規律性，不少字已難以看出前後的傳承關係，难以对其構形理據做出解釋。

丁、部分字的裝飾性很強，表現出了追求審美效果的強烈傾向。从春秋末年開始，齐、吳、越、蔡、楚等國往往在儀仗用的兵器上鐫刻美術字體，力求工整美觀，或者在筆劃上加一些圓點，或者故意寫成波折，或者在筆劃外附加鳥形裝飾。這種追求审美效果的作法和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特点密切相关，其结果导致了裝飾性筆劃和構件的产生。

秦系文字是通行于秦国的文字，由西周金文发展而成，或称“西土文字”、“籀文”、“大篆”。秦系文字有大篆、小篆之分。大篆是小篆的先河，相传周宣王时期的太史作了大篆《史籀》十五篇，故名。大篆主要包括籀文、石鼓文（見圖六、图七）、詛楚文（見圖八、图九）等。《史籀篇》原书早已亡佚，不过《说文解字》里还保存了二百多个籀文。石鼓文是春秋时期秦人刻在十個鼓形石頭上的文字，故稱石鼓文。石鼓文的内容是记载秦国国君游猎的四言诗，故或称“猎碣”，诗的格調和《詩經》相仿，每鼓一首。石鼓唐初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原共刻有六百多字，后經历代搬遷磨損，現一鼓上的字已完全磨灭，其余九鼓的字也残缺不全，总共只剩下三百多字。石鼓文的筆形佈局極有法度，偏旁部首的寫法和位置基本定型，結構嚴謹，体态端莊，大小一致，風貌與小篆已十分接近，只是比小篆繁复。其制作时代處於西周晚期金文向小篆的過渡階段，但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共有秦文公、穆公、襄公、献公时期几种说法。

（四）小篆

小篆，对大篆而言，又名秦篆，是秦系文字的一种，由大篆省改整理而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时颁行的标准字体。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为了尽快改变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与不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后人由此产生两点认识：一是小篆形成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时；二是小篆是由李斯等人制作和整理出来的。但是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小篆已经产生。裘锡圭：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是逐渐演变为小篆的，小篆跟统一以前的秦国文字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我们可以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合称为篆文。认为小篆形成于战国时代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至于李斯等人在书同文字中所做的工作，应该是对当时文字的统一整理工作，包括去除“不与秦文合”的六国文字，整理篆书中的异体俗字，编写《仓颉篇》等文字范本以推行小篆，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的字体。

小篆与大篆一脉相承，继承了汉字的構形理據，保存了汉字寓義於形的特点，而不象六國文字那樣為了簡化而任意破壞漢字的结构。小篆能够取代六國文字通行于全国，正是由于它符合汉字的发展规律，而不仅仅是政治上推行的结果。小篆的特點有下面幾個方面：

乙、字與字之間的聯繫被加強。小篆已形成一個较为嚴密的構形系統，《說文解字》五百四十个部首的歸納就體現了这种系統性。参与构形的大部分象形字已符号化，系统化，而不像甲骨文階段強調物象特徵，相互之間缺乏有機聯繫。形聲字表義部件的類化過程也已基本完成，代表同類事物的形聲字多採用了同一表義部件。

乙、比較全面地保存了漢字的構形理據。尽管小篆對古文字階段的漢字形體作了系統的整理，但这种整理继承了汉字的传统、原则和方法，大部分字形具有可解釋性。

丙、形聲字大量增加。除了新造形声字外，原來的不少象形、會意字通過添加形符或聲符也變成了形聲字。甲骨文中，形聲字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在《說文解字》中，已增加到百分之八十。

丁、结构固定。偏旁部首的寫法和位置已基本定型，不得隨意改變或增減筆劃。线条多圆转弯曲，凡转折之处一律呈弧形，不論橫豎曲直，粗細均等。字形规整匀称，大小一致。

秦始皇利用政权的力量来统一文字，推行小篆，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很快结束了长期以来汉字异要丛生、形体杂乱的局面。这对增强汉字的社会职能，对促进民族的团结统一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二、今文字阶段

今文字是汉以后历代出现的各种文字的总称，对“古文字”而言，包括汉隶、草书、楷书和行书等，其共同的特点是字形笔画化，简明化，抛弃了象形特征。以下只介绍隶书和楷书两种。

（五）隶书

隶书历史上也称佐书、史书、八分，是以点、横、掠、波磔（zhe2）等点画结构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而使之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篆书形體圆转曲折，笔画繁复，不便書寫，难以适应社會发展的需要，所以写法草率快捷的隶书便應而生了。隶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汉字的结构，放弃了写实的象形原则，将篆文形体由长圆型改造成扁方型，将篆文笔画由线条化改造成笔画化，同时对不少构件进行了省改归并，为楷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汉字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飞跃，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从此汉字进入到今文字的阶段。

隶书的创造一般都以为和秦时的隶人（胥吏）有关。《汉书·艺文志》：“是时（指秦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解字·序》：“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有人甚至进而认为隶书出自程邈。相传秦始皇时代有个叫程邈的人，得罪下狱成了徒隶，在狱中对小篆进行改革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对此很欣赏，给他免罪升官，于是把他拟定的字体称为“隶书”。其实，据现在已出土的文字资料看来，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民间早已有隶书的萌芽，即便程邈真有其人其事，他也不过是作了些收集、整理和加工的工作罢了。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所为隶人，殆为衙门中专掌文书的书吏；所谓隶字，即是这些人在日常工作中所习用的字体。秦王朝在推行小篆的同时，为了“以趋约易”，确实是大量地使用了隶书。年在湖北梦县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秦简就是最好的证明。

隸書發展到漢代初年，迅速取代小篆成了正統的书體。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隶书书写简便，符合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小篆的规范化工作为隶书的普遍推行扫清了道路。

隸書的結構和筆劃前后變化很大。早期隸書與篆書相近,被稱為古隸或秦隸，到了漢代，經過加工和美化，才趋于成熟，从根本上与篆書区别了开来。這種成熟階段的隸書被稱為漢隸。東漢中期順帝后的《石門頌》、《孔廟禮器碑》、《西嶽華山廟碑》、《曹全碑》、《史晨前後碑》（見下圖）等都是典型的汉隸。一般所说的隶书都是指汉隶。隶书的特点具体有以下幾個方面：

甲、將小篆的線條改造成了點畫,實現了漢字的筆画化。隸書以前的漢字主要由線条来构形，从中难以分析出造字的基本点画。漢隸解散了小篆的體式，把字形由長圓體變為扁方體，把笔画由圓弧形變為方折形，便於書寫；把部分豎筆改成撇捺，增强了區別性特征；把粗細均等的线条改成有粗有細，有利於自由发挥。這些變化大大降低了漢字的難度，提高了書寫速度。从此漢字有了相对固定的橫、豎、撇、捺、點等筆画，象形意味基本消失，符號性佔據了主导地位。

乙、對小篆的結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隸書對小篆结构的改造主要體現在构件合併及省變方面，其结果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体，同时也取消或减弱了汉字的表意性。例如如“春、奉、舂、泰、奏”五字，小篆写作“春、奉、舂、泰、奏”，其上半部分构件完全不同，隸書将它们合并成了一个，使各自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原来的形体意义变得模糊不清。再如“並、雷、曹、冬”等字，小篆写作“並、雷、曹、冬”，隶书对它们各进行了省改。有時候，為了結構平衡和筆劃勻稱的需要，隸書还不惜把一個偏旁割裂開來重新组合。例如“徒”字，小篆作徒，从辵，土聲。由于右边筆劃太少，顯得不勻稱，隸书把“辵”拆成兩部分作了新的安排。

丙、增强了笔画和结构的艺术感。隸書的筆劃橫平豎直，俯仰波折，舒展生动，結構严整，棱角分明，美观大方，具有极高的观赏性。

2.隶变

所谓隶变，是汉字由篆书到隶书的演变，是汉字由古体（古文字）演变为今体（今文字）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个演变从战国后期开始，到汉代中叶汉隶形成结束，经过了二三年百年的时间。其间以秦汉之际的变革为最激烈，所以我们用秦篆（小篆）与汉隶作比较来说明隶变中的问题。

汉字在隶变之前，从商代的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形体外观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若从内在的构形来考察，仍然没有超出以基本构件的象形为特征的线条表意结构的范畴，在构形过程中能反映造字意图的“笔意”依旧存在，只不过是不断有所淡化罢了。经过隶变则不然，它仅用不同形态的不同点画取代了篆书单一的线条，变化了行笔的方向，彻底摈弃了原有的象形特征，而且对整个汉字的构形作了一番全面的大调整，使篆书的笔意几乎被完全隐没，代之而起的是点画组合而便于书写的“笔势”。

纵观隶变前的篆书形体和隶变后的隶书形体，将再会得的构形进去地比而作全面的考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种种不同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以归纳出隶变对汉字构形进行高速的过程中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方法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用一个新的构件取代篆书中的不同构件（如包括某一构件的局部和相关构件组合后的合部或局部）。例如秦、春、舂、奉、奏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它们的上部都不尽相同的两个构件的组合，隶变之后都被同一个新的构件“”所取代：

从篆书的角度看，就是这些字中原本构形不同的那个部分被完全“同化”了。又如青、责、素、表、毒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其上部也是各不相同的，隶变后都被同一的构件“”所取代，其中青、责、素三字取代的是不同的单一构件，表、毒二字被取代的是相关构件组合的局部。这种用同一构件取代不同构件的现象可以简单地称为“混合”，是隶变过程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作法。

（2）将篆书中的同一构件形态分异成不同的构件形态。在篆书中，同一个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在不同的字中是基本不变的，隶变中却往往因字而异，变化这一要件的形态与写法，使之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形态的构件。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个构件的一种写法变成了几种不同的写法。例如令、危、辟、御、色五个字，它们在篆书中所共同具有的构件，尽管所处方位有异，但其形态与写法是完全相同的。隶变之后，这个构件却因所处方位的不同而分别变化出了五种不同的形态和写法：也就是说，篆书的构件，到了隶书以后被分异出了五个形态不同的变体与之相对应，有了五种不同的写法。这种分异现象，在我们平常所说的偏旁部首（成字构件）中也时常可见，比如“心”作为偏旁部首字，在小篆中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写作（情）、（慕）；隶变后，在左旁写作“”（性、惟），在下边则作心（忠、志）或作“”（恭、慕）。再如首部字“手”、“火”、“大”、“水”等，都有这种情况。

小篆经过整理在建立其构形体系的时候，对汉字的基本构件（特别是成字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已经作过高度的规范，尽量减少变化，这很有得简化汉字的构形系统，显现字的构形理据的作用。照理说隶变是不应该再出地构件的分异而使汉字形体变得更为复杂化的。推求这种分异现象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隶变并非从小篆开始，有的分划现象在小篆之前本已存在；二是适应笔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便于字的书写；三是为了隶书在形体结构上的均衡、协调而达到美观的目的。

（3）省变篆书繁复的结构和工时划。具体作法主要有：①改变某个要件的写法，减少其中的笔划，例如-書；②减少构件，例如—雷、—屈；③舍去笔划多或是重复的构件后选用一个笔划少的构件来代替，例如—則；—善；④合拼两个构件的同时加以改造，例如—曹、—晉；⑤在一定的部位简化部首构件，例如“阜”在左简化作“阝”：—阿，“邑”在右简化作“阝”：—邦。从总体上看，隶变后的汉字形确实要比篆书简练得多，同时也更便于书写。

（4）别构一体。有些字在隶变之后，无论是笔道方向、笔顺还是整个字的构形，都与小篆有明显差异，几乎是变得面目皆非，很难找到前后两者的对应关系了。例如、、、，隶变之后分别作泉、冬、西、票，与原来的小篆体格大为异样。这些经过改变其构形，书写起来既简便又顺当。

以上介绍的是隶变对汉字形体作全面调整时所采用的几种主要的方式与方法。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方式与方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不是单一使用的，时常是几种方式与方法的交错并用，比如在混同构件时往往带有省变，而在省变过程中又时常包含构件混同；我们之所以分项表述，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

隶变在汉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以象形、象意为主体的古汉字，虽然具有直观表意的功能，便于人们察形见义，但这只限于本义。而人世间的事物及其发展是无限的，绝非几千个本字本义所能概括得了。即便是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应用本字本义也为数极少，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用假借义和引申义，而假借义和较远的引申义是与字形没有直接关系的。可见作为语言载体即记录符号的字形，是不可能标示语言中的全部词义的。反过来说，字形不直接标明词义也同样可以充当记录语言的符号。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符号在不丧失构形理据的前提下，总是越简单、越便于书写越好。象形、象意的古汉字形体繁杂，极不便于书写，很不适应社会进步和语言、文化发展的需要。先民在长期使用古汉字的过程中，也力图将它改造，使之简单化、符号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改造的进程总不快。直到战国时期，文化、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的思想有所解放，为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对古汉字形体的改造也有较大的突破，可惜由于国家分裂而走了歧异混乱的歧途。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他为着显示自己是商周的承统天子，鄙视诸候，用确立直接继承甲骨文、金文传统的小篆来统一六国异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无疑是把六国文字中一些对古汉字有所突破的合理成份排斥掉了，这实际上是人为地把古汉字的发展引进了一条复古的死胡同，因为形体繁复、结构法则森严的小篆，比起甲骨、金文来，除了更加规范化以外，在衫上并不方便多少。所以秦始皇在颁布小篆的同时，在“官狱职务繁”、诸事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大量使用当时的民间俗体古隶。这也就是说，秦始统一六国文字是对的，但在各诸侯国（包括秦国）对古文字已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的时候，不采用已有的进步字形，因势利导，反而推行落后于时代的小篆，这就走了一段回头跃。而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隶变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汉字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改造，既从书写形式上实现了革新，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又在本质上保持留着汉字的表义特性，从而使古老的汉字面貌焕然一新，大大增中了它的生命力。当短寿的秦王朝一覆灭，生机勃勃的隶书便随着汉王朝的兴起而取代了小篆的官方正式字体的地位，一任四百多年，后来又脱化出楷书，一直沿用至今。

（六）楷书

楷書又称作“真書”、“正書”，是由隶书和草书演变而成的一种新字體。楷書萌芽于漢末，成熟于东晋，隋唐時有了大的发展，为东晋至今一千七百多年来通行的书体。大约产生于西汉中期的草书发展到魏晋时任意简省笔画，改变笔势，破坏汉字结构，仅取其轮廓，楷书的产生一方面旨在简化隶书，追求便捷，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纠正草书漫无标准任意挥洒的书法，故六朝人稱之為楷書。“楷”就是“楷模”、“规范”的意思。早期楷书，隶意犹存，有些学者称为“隶楷”，后经过发展，其字形固定为隋唐以后的体式。楷书的特点从结构方面看与汉隶已无多少不同，差别表现在字势和运笔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甲、變隸書“八字形”的扁方形為正方形，端庄方正，笔势内收集中，挺拔有力，简明流畅，增强了汉字的美感，也便于认读。

乙、变隶书波动回旋形的笔画为平直形笔画，改慢弯为直折硬勾，改不出锋为出锋，取消挑法，笔法灵活，便于连写，进一步提高了汉字的书写速度。

丙、減少了異寫和異構現象，使漢字的使用更加規範化和標準化。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楷书的形体与点画已完全成熟，同时具备了简便与美观的优点，符合汉语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才得以正式定型。

从楷書形成直到現在的一千多年中，漢字再也沒有產生新的字體。至于草书和行书，分别只是隶书楷书的草率寫法，属于旁支。其特點僅在於書寫風格上，在形體結構、表意方式等方面與隸、楷並無本質區別。草书簡略自由，字跡潦草，有很高的藝術觀賞價值而實用價值不大。行書是楷書的手寫體，介於楷、草之間。平常所說的“歐體”、“顏體”、“柳體”、“趙體”都是指楷書的書寫風格，属于書法意義上的“字體”，和文字學意義上的字體不是一回事。解放後所推行的《漢字簡化方案》,也只是對部分筆劃繁多的漢字加以省改,並沒有形成新的字體。

二、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汉字形体演变过程，是一个对字形不断进行调整、心造的过程。在这个调整、履行过程中，不仅笔道形态有变化，更重要的是字的构形也随之而改变。字的构形改变，有的步步相因、一脉相承，有的则具有较大的跳跃性，有的甚至是列断裂性的突变，情况非常复杂。

（三）字形的趋繁与趋简

字形的趋繁与趋简是指某个字在其形体演变过程中笔划的增多与减少。构形的繁复与简单，这是汉字在使用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文字本来只是一种符号，从书写的角度说，当然是笔划越少越简单为好；可是汉字特殊，它是表意文字，字数众多而字字独立（上古的合文除外），如果笔划过于简单，不仅会造成甲字与乙字的难于区别，更重要的还会影响构形的表意或标声的效果。比如避、譬、闢、嬖、僻等诸字，若省去部首（义符）部分，像先秦那样都只用“辟”来记录这些词，写起来是方便了，但意思却不能一目了然。所以从表意和标声的角度来说，又是繁比简优越。矛盾的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就造成了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时而趋简，时而趋繁，趋简与趋繁交叉出现的复杂现象。

在结构尚未定型、异体众多的古文字时代，除小篆而外，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战国文字，在同字异构当中，往往繁简并存，同时流行。比如“车”、“宝”等就是这样。在形体演变的过程中，形体有趋简的，如甲骨文的，金文、小篆改为从土。大凡在甲骨文中带有浓厚图画描绘性笔意的过繁的异构（如虎、马等字以双线绘其身的构形），后世即被扬弃，只继承其单线条的简单结构。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对传统的字形曾作过大规模的省变，小篆对繁缛的前代文字也颇加省改，隶变过程中大量采用混同和省简的手段来调整字形等等，都是趋简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反的趋繁一面，主要表现有：（1）在形体演变过程中为了使字形表意明显或便于识读，大量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增加义符或声符。例如祖、酒、從、蓺、復、御、侯等字，在商代和周初大多写作且、酉、从、、复、，后来分别增加义符而繁华；寳．聽等字，原本只作、，是后来增加声符而繁化的。（2）某些小篆在定型的时弃简而取繁。例如州、、鄙、時、齊、寮、壽、廟、綰、等字，在小篆之前的异体字中都有比小篆省简的形体，小篆都采用了繁体而摈弃简体。（3）汉魏六朝的碑刻中本已有大量的“简笔字”，如（曹）、（善）、（澤）、万（萬）、寿（壽）等，唐人在对楷书正字时也大都取繁而弃简。（4）大凡后世新出的累增字以及分化字中的大部分字，形体都有所增繁，其例不胜枚举。

纵观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字形的趋简与趋繁是相互交错、间而有之的。有的学者认为，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是汉字形体逐步简化的过程，似乎今文字就一定比古文字简，后一个时期的字就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字简。这是忽略了趋繁的一面而夸大了趋简的一面所得出的结论，而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因为字形的过繁和过简都于实用不利。当一些字繁得不便书于写的时候就需要简，而当一些字简到不便辨形别义的时候又要适当地增繁。在历史上，繁与简多是通过社会用字的自然选择来进行的调剂和寻找平衡的。从汉字发展演变的阶段上来考察，趋简趋繁的情形大致是：从商代甲骨文到西周金文，繁简相当，变化不大；从周代金文到战国文字，简略多于繁；从战国文字（这里主要指除秦以外的六国文字）到秦篆，繁略多于简；从秦篆到汉隶，简明显多于繁；由于汉隶到唐楷，繁又略多于简。在没有现代科学手段做分析、调剂，又没有严格的正字法的古代，这是社会用字自然选择的结果。

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趋简与趋繁，从表面上看只是个笔划的多与寡、书写的难与易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往往涉及到字形的表意或标声，弄清字形的繁简变化，对认识/汉字的性质，对了解汉字的历史，对古汉字的识别与考释，对古代文献的研读等，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