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黄庭坚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其禅宗核心是追求“心性”、“顿悟”，且孕育着“脱俗”、“重韵”的美学思想。黄庭坚的书学思想及艺术观点深受禅宗中悟道思维的影响，这是在“韵”的文艺观下所体现的一种“脱俗”思想，并始终贯穿于他的艺术领域中，包括审美思想、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显然，“脱俗”成为黄庭坚美学思想的重要核心。

关键词:

禅宗思想;书学思想;脱俗;韵胜;美学思想

隋唐之际，禅宗以其简易清新的姿态脱颖而出，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广泛推崇。禅宗削繁为简，使佛教徒从繁琐教条、苛难戒律中解脱出来，并与儒家的“以孝悌为人之本”的理说相契合，使佛儒两家根源上的分歧得到缓解。唐末的安史之乱给南宗提供了有力的契机。由于有朝廷的支持和褒奖，南宗的崛起有了政治上的庇护并逐渐成为正统。到唐末五代，禅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系统，步入了“五家七宗”的新阶段。

北宋禅宗以心性论为精髓，通过对心性的修养和升华，追求个性的解放、心灵的自由与真情的自然流露，抒发自身的意境和情感，因其符合当时士大夫阶层追求自我的审美取向而逐渐深入人心。所以以禅入诗、以禅入画、以禅入书、以禅应景成为宋代文人所倡导的时代风尚。

一

禅宗的影响在宋代文人黄庭坚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黄庭坚自幼受其祖母仙源县君的熏陶开始接触禅宗，中年即皈依禅宗①。自小就广泛涉猎佛典为他奠定了深厚的佛学理论基础，并且与当时一些著名的禅师如云门宗的法秀、觉海、佛印禅师;临济宗道臻、仲仁禅师，黄龙派祖心、悟新、惟清禅师;杨岐派在纯禅师等来往密切②。黄庭坚受临济宗黄龙派的影响较大，南宋释普济所编的《五灯会元》卷十七将黄庭坚视为黄龙心禅师之法嗣。

黄庭坚对禅宗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南宗直指“心性”，直表“本心”的悟道方式，使其做到了“养性绝俗”的自身品格修养。禅宗的重要宗旨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③。这种不做表面功夫、反观内心、明心见性的思维贯穿于黄庭坚的整个思想修养中，其强调学习要靠内心灵光贯注，以心灵统帅学问，反求本心中修养自身的不俗人格。

禅宗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庄子讲“退听返闻”，孟子讲“反身而诚”、“反求诸己”，都融合为宋儒向内用功的修养论。④直观地引用禅语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心性”、“本心”的自我诠释，形成了自身修养的积淀，可见黄庭坚不仅能吸取禅学思想，而且能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中。黄庭坚在《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中写道:

虚心观万物，险易极变态。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

其中的禅理表现得十分清晰，以“心观万物”则能看到其真实客观的一面。这造就了黄庭坚萧散自然、简远脱透、不拘于法度的个人风格。黄庭坚以心性论为奠基，通过心性修养获得内在升华，超越现实和生命的痛苦，摆脱烦恼，以达到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

进一步地说，黄庭坚追求的是自然天成、返璞归真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他所追求与崇尚的理想境界。是一种融合自然、以自然为友的律动美，是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方式①。事实上，也是黄庭坚所谓的书学思想上的“韵胜”之意境。

黄庭坚追求自然、寻求本真的思想同样是受禅学的影响。禅宗认为可从山川河流、草木丛林、鸟语花香等万物自然现象中悟解禅理。这些远离世间嘈杂、幽僻静寂的空间既充满着蓬勃盎然的生机，又孕育着自然适意、清净恬淡的禅意，让人身心融合，抛却杂念和纷争，达到“本心”、“真心”。

翠竹黄花非外境，白云明月露全真。头头尽是吾家物，信手拈来不是尘。②

离离春草，分明泄露天机;历历杜鹃，尽是普门境界。③

大自然中的事物无一不体现着佛性，不加修饰的渲染才能得到了悟，触物即真。禅宗善于引导从大自然的陶冶中获得开悟，无迷狂式的冲动和激情，有的是细微、幽深、玄远的清雅乐趣和一份宁静、纯净的喜悦。从“翠竹”、“黄花”“白云”、“明月”、“春草”、“杜鹃”中参透禅机，开悟本真，追求豁达洒脱的胸襟气度，崇高恬适的人格境界。

黄庭坚受禅学影响颇深，善于在大自然的山水笔墨之间参禅悟道:

“月落庵前梦未回，松间无限鸟声催。莫言春色无人赏，野菜花开蝶也来。”(《晚起》)

“静中与世不相关，草木无情亦自闲。挽石枕头眠落叶，更无魂梦到人间。”(《眠石》)

他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从大自然中得出自己的心性感悟，进一步地反馈于自然。从“无人赏”、“蝶也来”、“亦自闲”、“到人间”中享受其乐趣、禅悟其奥妙，从禅家思想中透视出淡然忘世、超尘脱俗之审美追求和随遇而安、乐观旷达之精神格调。并且将平实悠远、妙对人生的感悟展现在其诗文中，造就了其安闲恬静、平淡自然、虚融淡泊的独特艺术风格。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禅宗的渗透，使其审美趣味更加平实化、自然化。

尤其在人生低潮时黄庭坚阐发了许多超尘出世之想，在禅理中领悟、寻求解脱苦难的人生哲理:

风生高竹凉，雨送新荷气。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又答斌老病愈遣闷》)

黄庭坚深受禅宗的影响，在自然中寻找到思维的依托，将其饱满畅达的感受融入艺术创作中，他善于发现和展示生活中的美，追求洒脱无碍、圆融自然的审美趣味，在世间纷扰中寻觅到清静、脱俗的个人情趣，进而创造出充满韵味且怡然自得的艺术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韵致。他从禅宗真正了悟人生，也实现了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其老师苏轼就称赞道:“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答黄鲁直书》)

黄庭坚从自然现象中了悟禅理、明心见性、触物即真，面对旷寂的宇宙、静谧的自然，抒发出自身淡淡的情思，化作自然适意的闲适之情，艺术审美情趣也潜移默化地向着静寂旷达、平淡幽远、忘却物我的方向发展。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则呈现出一种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的意境美，达到平易自然、飘逸空灵的艺术之美。

第二个方面，黄庭坚吸收了禅宗思想中的“顿悟”思想。禅宗与其他佛教宗派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禅宗不提倡苦行僧般的念经拜佛，强调只要心中存在佛，不必过分地追求外界的坐禅苦修，即顿悟“心性”，开悟“本心”，则能“立地成佛”。他在《跋唐道人编余草稿》中道:

意大利著名作家卡洛·科洛迪创作的童话《木偶奇遇记》中，老木匠雕刻了一个能说会笑的小木偶——匹诺曹。每当匹诺曹说了谎，他的鼻子就会变长。故事最后，匹诺曹在历险中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最终成为了一个诚实、勤劳、善良的孩子。

黄庭坚将禅宗的“顿悟”很准确地运用到其书法中，不外乎其行、草书都是长枪大戟，是从“群丁拔棹”中“顿悟”出来的，从而才能达到“意之所到”即“韵胜”的境界。其《书自作草后》中也有其“顿悟”的融入:

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②

即是其办理母丧后居乡时所题，其中不乏佛教用语“三昧”，意指心情平静，不受杂念滋扰，这是佛教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这里借指“顿悟”到学习草书的要领，得其精髓。黄庭坚对自然景物做禅式的思考，抛开外在的束缚，进入物我相忘的境界，然后在纸上放纵笔墨，幻化出凝练的线条、如痴如梦的意境。这种具有真性、变幻意味的墨戏，便是在灵感到来时刻的“顿悟”。黄峪还认为“顿悟”的前提是“胸无尘俗而富万卷，广博精深可逢源”。即“顿悟”是“胸有万卷”所使然。黄峪之所以崇尚杜甫、韩愈的诗和文章，是因为其“不俗”。他们的创作之所以不俗是因为其中没有一字无来历，当然，这是学养和读书的结果。黄庭坚称赞嵇康诗“豪壮清丽”，称许苏轼黄州时作品“语意高妙”，这无不与他们胸无尘俗而富万卷，具有崇高的精神世界和深厚的学养有关。笔下尘俗者，是“读书未精熟”所至;笔下无尘俗者，则是“胸有万卷书”所然。黄庭坚的“顿悟”不仅是瞬间的悟道，更是自我修养的沉淀，读书精熟的积累。他一身儒林正气，一生以治心修性为宗本，即“养心”，达到“心斋”的精神状态，终于使自己在养性绝俗中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成为一个学养丰厚、风节修养超拔的人。黄庭坚很贴切地通过“顿悟心性”得出“韵味”、“不俗”，这在他的书法中同样得以很好的体现，他不断从禅宗中汲取营养，并融入到他的书法中，诠释出一种静谧的境界。这是对生活的描绘、对道的领悟，在去尘绝俗中不断地推动着禅宗的“艺术化”与书法的“世俗化”的结合，最终在“尚韵”中达到了禅宗与书法的一脉性。

二

在禅宗为主体的艺术观指导下，黄庭坚的书学思想以重韵、脱俗为核心，重“韵”成为黄氏书学的思想灵魂。他以禅宗的美学思想及审美标准阐述其书学思想。山谷云:“书画以韵为主。”③又云:“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④在此之前无人提出“韵”是书法审美的主要标准，山谷明确地把“韵”作为书法审美范畴并加以追求，他是第一个以“韵”作为审美标准进行书法批评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他评苏东坡书法“笔圆而韵胜”，“虽用笔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显然，他把禅宗之“心性韵”化为书学之“尙韵”，即要求书法超越工拙法度的束缚，追求真实的自我意志:“字外有字，境生象外，在有限的笔墨线条组合中，表现出丰富、无限的艺术创造者的情感意趣和精神追求，给观赏者以取之不尽的联想和启迪。”⑤只有这样的书法作品，才是有“韵”的思想境界。“韵”成为他书法审美的标准，而取“韵”、求“韵”则成为他的书法审美理想精神与追求。

由此，黄庭坚认为二王之书法，之所以“韵胜”，不在于技法的娴熟，而在于“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将禅宗融入到书法艺术中，以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体现出晋人的风度和所谓的尚“韵”之情性。黄庭坚言:

然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棘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①

余尝以右军父子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唯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尔。①

明确指出了其颜鲁公、杨少师的渊源是由于“似二王”、“仿佛大令尔”;是由于“无风尘气”即“不俗”、“韵胜”。颜、杨不仅取法“二王”，并且得到蕴藏其中的宝藏——“韵胜”。他这种重书法之“韵”显然与禅宗从魏晋玄学汲取营养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旨在以禅韵论人韵，以人韵论书韵，通过书法提升人格精神。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山谷之前的书法美学思想中，虽然曾经有过不少关于书法神采及主体精神方面的言论，如王僧虔的“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②;孙过庭的“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③。还有张怀瓘的“状貌显而易明，风神隐而难辨”④等等，但从来没有人阐述过主体与客体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审美范畴，没有在理论上论述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自觉。而黄庭坚的“韵”正是一个有本体意义上的美学范畴。正如黄君先生所言:

“它不仅完整地统一了书法主、客体的关系，而且第一次明确地把它作为书法艺术最高审美标准提出来的。”⑤

山谷在具体运用“韵”作为对书法审美评判标准之时，不再是以形式、技巧、功力和法度为标准，而是以作品中的内涵意蕴及书法家所表现的情感、意趣和个性风采为准。由此，在创作中要臻于这一点，应通过练笔，对法度、技巧和功力的积累转化为“炼心”。其实就是强调书家的人格修养与学识胸次。这相较于他的禅学之审美而言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三

在书法方面如何能达到“韵胜”与“不俗”呢?黄庭坚认为，书法家首先要有高雅不俗的人格，他曾在《书缯卷后》指出: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不俗人也。⑥

强调学书之人，要“胸中有道义”，并“广以圣哲之学”、“灵府有程政”、“临大节而不可夺”，要有孤傲自守、不随世俗的人格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崇高意境与独具个性的书法作品。否则，即使书法的功力不减钟元常、王逸少，但“灵府无程政”，人格低俗者，也只能称得上书匠，而不能创造出内蕴丰富而独特的精神价值和表现力的书法作品。其实，“不俗”和“有韵”在主体精神涵盖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只是层次与范畴各有侧重。“不俗”作为一种审美取向，应该从属于“韵”这个范畴。如王著、周越、李建中等人之书法是“乏韵”，即是“俗气”;苏东坡、杨凝式等人的书法“韵胜”，即是“无一点俗气”等等⑦。

刘熙载关于“俗气”和“韵”是这样阐述的:

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言“韵”也。⑧

黄庭坚在《题王观复书后》说:

此书虽未极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⑨

由此可见，黄庭坚强调艺术家要有高雅不俗的人格修养，仍然是由“韵胜”的审美理想的艺术追求所决定的。这也是禅宗中的“顿悟本心”在书法中的真实写照。

黄庭坚的“脱俗”正得益于此修养论。其呈现予世人一种超然脱俗的姿态，这在其书法创作实践中表现极为鲜明。其最能表达感情的草书用笔衔接处连贯较少，但其错落穿插丰富、线条凝练、以静制动，与之前草书大家的癫狂迥异，使得鉴赏者无不被其心境所折服。不得不说这与其禅宗的自我修养、追求本真、崇尚韵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禅学思想在黄庭坚题跋中处处可寻:

予尝评书:“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至右军书，如《涅般经》说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须人自体会得，不可见立论便兴诤也。①

其次，书法家要有丰富的学养与情趣。如苏东坡言之，“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②也就是说要提高书法自身的精神境界及艺术表现力，必须丰富书家的文化学养。黄庭坚认为，苏东坡的书法不仅技巧、法度方面无可指责，而且能韵高意胜，这不仅是人格力量的作用，还在于他有着丰富而全面的文化修养，并将这种学问修养融入了自己的性情。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③

苏轼胸中的学问、文章、“书卷气”，构成了书法艺术表现的内容和特色。强调要读书、有学问，才能丰富书家的才情，滋润书法家的心灵。诚然，在伸纸落墨时，便书中有意，兴致盎然，意出法生，得无法之法，在笔墨形质以外，构筑一种灵奇，其实就是脱俗。他在《跋周子发贴》中是这样说的:

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④

虽然，王著、周越的书法功力深厚，技法娴熟绝妙，极善用笔，但其书法却不能脱尘出俗，根源就在于缺少字外的修养，即学问修养。因此，随世碌碌，即寡于见识，又乏于情趣，最终不能致妙于心。这一观点与他的禅学观点不谋而合:“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能随意”。⑤

由此可见，学问、才情，是升华书法艺术文化品格和医治“俗书”的最佳医方。

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在关于“不俗”的观点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他的“创新”之说，即“自成一家之说”。他“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观点对书法的发展影响极大。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尽管有唐一代名家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张怀瓘的倡导下，唐人把“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才，书法亦然”作为一种创作思想，但并没有达到对个性追求的时代共识。这对唐代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而黄氏把追求个人风格，强调个性，避免与古今书家雷同纳入书法本体“意”、“韵”的视野，这在书学史上算是一个创举，这与他吸收禅宗中的追求本真是息息相关的。他说:“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⑥他又引汉人杜周“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为律，后王所是以为令”⑦的话论证变法创新是自然法则。他始终以超轶绝尘为抱道自居，处处为自成家法之创新者称颂，不遗余力地宣扬创新精神。最终使“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艺术主张，强烈地影响了整个书坛。尤其是在当时的书风陈陈相因，人人争相摹习晋唐法帖的情况下，“法”严重成了人们的桎梏，“脱俗”创新的呐喊可谓一针见血，深深地“刺痛”了整个书坛，使之觉悟与惊醒，并为整个书坛普遍接受，成为中国书学思想中一个永恒的共识。但黄庭坚主张“创新”和“自成一家”，绝没有轻视技法和传统之意，而是在理解并把握前代书家精神实质后的自我发挥与超越，是技进乎道的升华。正如他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中言之:

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①

显然，这与他的禅宗观点完全相同，即主张师法，又“不为牛后”，力倡新变，自成一家，臻于崇高的艺术境界，即意在无弦，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一家之法既是无法之法，也是自由之法。

四

由于黄庭坚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使其文艺观念形成了“脱俗”、“韵胜”的美学思想，其形成因素多是方面的。

首先，从历史层面讲，宋王朝极富改革精神。哲学思想上，理学分宗立派;绘画上，文人画日渐成熟;文学上，宋词取代唐诗为主导;书法上，“尚意”为主导，力破陈法，使书法面貌大大改观。这对黄庭坚来说，无疑是形成“脱俗”、“重韵”的时代环境。

其次，受交友之影响，黄庭坚深受禅宗中黄龙派的影响。随晦堂祖心禅师修行，与同门道友悟新、惟清交游甚好。从禅宗中汲取精髓，运用到书法中。黄庭坚的书法中有很多作品涉及禅宗的内容:如《诸上座帖》、《发愿文》、《明瓒诗后卷》、《此君轩诗卷》、《华严疏卷》等，可见禅宗在其书法中得到延伸和扩张。与苏轼相识并结交，是黄峪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苏轼超凡脱俗、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豁达旷放的人生态度，“高风绝尘”的审美追求及注重“神似”的创作经验无不强烈地影响着黄庭坚，为他“脱俗”美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再次，坎坷的人生经历。长期被贬而处于颠沛流离的逆境生活，造就了黄庭坚骨鲠气坚的性格，使“脱俗”、“反俗”的精神表现在他的理论和艺术创作之中。

黄庭坚的书学思想及艺术观点深受禅宗中悟道思维的影响，在“韵”的意境下强调一种“脱俗”思想，并始终贯穿于其艺术领域中，包括审美思想、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显然，“脱俗”成为黄庭坚美学思想的重要核心。由此得知，他之所以在书法领域里取得令人赞叹不已的成就，其受禅宗影响的“脱俗”美学思想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