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他的论书诗中常提到褚遂良、薛稷，如《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学并卢王敏，书偕褚薛能。”《发潭州》：“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对褚、薛二公的书法非常佩服。褚遂良、薛稷同为初唐“楷书四家”，二者风格相似，书法史上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褚遂良传世作品中，以《雁塔圣教序》为其风格成熟其代表作。其书法风格以瘦劲为特点，是杜甫所谓“书贵瘦硬”的典型代表。宋代学者董《广川书跋》以“疏瘦劲炼”“瘦硬通神”称之，清代王澍《竹云题跋·褚河南雁塔圣教序》：“评者谓此书如‘瑶台青琐，映春林，蝉娟美女，不胜罗绮’，此仅得褚书之貌耳。河南连诤立武昭仪，引义极谏，叩头流血，置笏于地，曰‘还陛下笏’，此其骨干与铁石何异？宜其笔法瘦劲如铁线绾成，所谓‘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评者但以轻弱相拟，非知褚公者也。”而薛稷书法，王虚舟《虚舟题跋》称其“用笔纤瘦，结字流通，又别为一家”。

对于他的大字，杜甫《观薛稷少宝书画壁》称赞：“少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米芾《海岳名言》不以为然：“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

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这“郁郁三大字”，至今已不见，而杜、米二家面对同一件书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孰是孰非？沙孟海《〈海岳名言〉注释》评论说：“薛稷书学褚遂良，比褚更瘦硬。倒收笔锋是唐人运笔之一法，后世或叫‘藏锋’‘回锋’，米老不喜此法。”究其因，米芾的批评主要基于他自己的书法观。米芾对于二王笔法的理解与活用，在书法史上都是少见的，他的出发点与角度自然与作为诗人兼书家的杜甫不同。但是，对于杜甫所谓“瘦硬通神”，米芾却十分赞成：“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

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唐代开元年间，健在的著名书法家有颜真卿、张旭、徐浩、唐玄宗等人。由于玄宗的书法追求及政治地位，许多人包括徐浩均以君主之喜好为晋升干禄之手段，全国上下形成以祟尚丰腴为特点的审美大潮。不仅书法如此，其他艺术如雕塑、人物画等等都有此特点。而杜甫身在其中，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人们审美指向的变化已成大势，他只是意识到，祟尚肥厚的书法风气与贞观年间已大大不同了。基于此，他极力赞赏开元以前以褚、薛为代表的瘦硬派书风。

同理，他以“瘦硬”为其书法评论的基石，合乎这个标准的便为上品，等而下之。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他明确提出自己偏爱“瘦硬”的观点：

仓颉鸟迹既茫味，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肉屈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如何！

这一段，向来被认为是杜甫书法观的具体陈述，杜甫至少表达了这样几种意思：1、书法讲究骨力，以瘦硬为上，“瘦硬”方“通神”，李斯、蔡邕、李潮为代表；2、书法以古为上，“张旭非古空雄壮”；3、八分从大小二篆而来；4、李潮篆书，当时第一，书法水平在张旭之上；隶书在韩择林、蔡有邻之上。

“瘦硬”即“笔姿细劲有力”，世传李斯小篆如此，而杜甫所见李潮、蔡邕作品也如此。与瘦硬相反，传为李斯所书，传至杜甫时代的《峄山碑》枣木刻本却肥而失真了。《峄山碑》，又称《峄山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东巡峄山，李斯等颂秦德而立。唐《封演问见记》载，石为后魏太武帝推倒，邑人火焚。杜甫所见，为枣木翻刻。由石刻而木刻，是自来作伪或迫不得已的翻刻古代书作的办法，其效果与石刻相比，多肥厚无神。从杜甫《登兖州城楼》我们可以想见诗圣心目中的秦碑：“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瘦劲与否，有无古意，是杜甫评论书法的出发点。而他眼中的枣木刻本《峄山》与心中之碑居然差距如此之大，自然，对己所不喜的翻刻本，就会加以批评。与他相似，清代赵之谦也讨厌翻刻本。在谈到《峄山碑》翻刻本的时候，他说，“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郑文宝为宋人，其刻本底本为南唐徐铉摹本，辗转翻刻，赵之所见比杜甫所见又有不同。

然纵是今天还能见到的郑文宝刻本，比起开元时候唐玄宗隶书、徐浩楷书来，肥厚也有所不及。由此椎想，杜甫所说李潮篆书，或许就是铁线篆，与秦篆一样有古意。关于李潮其人，书法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李潮就是李阳冰；一种认为，李潮与李阳冰为二人。以元代吾丘衍、清代顾炎武为代表，当代书法理论家朱关田先生也多所考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赞成吾丘衍观点：“杜工部不称阳冰之篆，而称李潮。吾丘衍谓潮即阳冰，人或疑之。《唐书·宰相世系表》雍门子，长；次，字坚冰；次阳冰。潮之为名与、相类，阳冰与坚冰为字相类。甫诗云：‘况潮小篆逼秦相’，而欧阳《集古》、郑渔仲《金石略》俱无潮篆，其为一人，无可疑也。”李潮与李阳冰究竟是否一人，我想，并不妨害我们讨论杜诗。我们完全可以从李阳冰篆书推测李潮篆书风格，由此，可以这样说，瘦硬也是李潮小篆特点，其书写水平与阳冰相差无几。可以说，李潮是当时流寓三峡一带的与祟尚肥厚时风相左的书家，他的带有瘦硬特点的“古风”让其舅舅杜甫感叹不已，大叹：“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如何！”

基于此，“王州云：‘韩择木书，于汉法虽大变，然犹屈强有骨，明皇酷嬖太真，无所不似，分隶都作丰容艳肌之状。老杜诗云‘书贵瘦硬方通神’，概有感也。”针砭时弊，倡导古风，这时的杜甫不仅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诗人，更是一位“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卓有见解的书法理论家。

“书贵瘦硬”说是杜甫书法理论的主要内容，他以“瘦硬”为基础的书法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后的书法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杜甫作为诗圣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杜甫确实言之有据，而且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唐代开元以前书法主流风格，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唐代中期以前书坛状况，是研究唐代书法史不可不重视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八分书，书法史上多有争讼，杜甫认为大小二篆为八分之祖。这里的八分一词如何解？《宣和书谱·八分书叙论》：“至唐则八分书始盛，其典型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不古不严，岂在唐始有之耶？杜甫作《八分歌》，盛称李潮、韩择木、蔡有邻，是皆唐之诸子。”“至唐，则犹有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非古之所谓八分也。”唐代八分书概念与前代有所不同，但是，八分为隶书体之一种，则是无异议的。这里杜甫称赞的隶书家都是属于《宣和书谱》所谓字形偏于方正，波挑明显者。由于韩、蔡隶书“不古”，杜甫认为饶有古意的李潮能够“奄有二子”，或许李潮八分书在字形上更趋于扁方，笔法上波挑不太过分。可惜的是至今无缘见其隶书作品。而刘熙载《艺概》却认为：“唐八分，杜诗称韩择木、蔡有邻、李潮三家，欧阳六一合之史维则称四家。四家书之传世者，史多于韩，韩多于蔡，李惟《慧义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志》载于赵氏《金石录》，何寥寥也！吾丘衍疑潮与阳冰为一人，则篆既盛传，分虽少，可无憾矣。”

除开理论史意义，杜甫在诗歌中所涉及书法家多人，无疑具有书家研究价值。上文所涉及的褚遂良、薛稷、韩择木、蔡有邻、李潮诸家自不必再重复，他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由此可知，曹霸不仅是一位有名的画家，也是一生学习书法，颇有成就的画家书家。另有数首诗不断提及张旭，无疑也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张旭及其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