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我断然熔断了自己的媒体生涯，工作近三十年来，虽然工作换个许多，但本质上就只做了两类工作，教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服务媒体行业，而后者，给我带了极大地欢愉和痛苦。这样说，其实也就是说自己这辈子只会做这两件事，但都已经断头天涯路，无法回头。

近三十年职业生涯中，潜移默化改变自己的，是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而这种观察和思考，是建立在大量的功利主义（也即基于职业和专业要求的）和无用的阅读基础上的，尤其是无用之读，那些在成功人士或试图追求成功的人士眼中与自己从事的职业专业“毫不相干”的书籍，人文书籍，构建了我的精神底色。

我很高兴，这样的无用之读对于构建我精神世界的帮助，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所带给我的欢愉。我也很高兴地通过阅读发现，我的这种爱好，无意中也契合了一些我尊敬的前辈和同龄人的轨迹，爱因斯坦，过去的芝加哥大学，殷海光和他的学生林毓生，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作者），我的朋友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吴明卫兄（美国精神的封闭即是他给我推荐，他要求自己的博士首先阅读《》），包括那部著名的影片《死亡诗社》……

就在九月，在我熔断媒体生涯后，我在告别的大酒中，依然抽空阅读，就像过去一样，依着兴趣而非功利，我从来没有想过，通过阅读为未来失业做些准备和规划。如果说有功利，那是我希望通过阅读，来获得自己精神世界的满足，有一种欢愉。

是的，总有一种欢愉在阅读之中，当你的手指划过那铅印的文字时。

《莫斯科的黄金时代》，克里斯汀·罗思-艾著，商务印书馆。

9月，我读完的第一本书，是《莫斯科的黄金时代》。

这本书在我书架上放了快一年了。最近选择它，恰恰是因为我离开了媒体行业，而这本书，本身是对苏联的文化事业，尤其是电影、广播、电视产业的全景记录和分析。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很吸引我——“苏联建立的传媒帝国如何在文化冷战中落败”。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失败。”

确实，本书以比较翔实的资料，回顾了苏联的影片、影星、电影杂志、广播节目单、爵士乐摇滚乐、电视节目等等，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苏联的文化风貌以及何以落败，作者总结说：

“逞强和多疑、普遍性和狭隘性——所有熟悉的苏联文化普遍的模式，却是用以抵制变化着的世界潮流的后斯大林主义文化的核心”。

“抵止变化着的世界潮流”，一语道破了苏联文化在冷战中落败的原因。在本书书后的注释中，作者引用了戴维·考特的话，他对苏联的缺陷做了近乎毁灭性的描述：“他们从一开始就输掉了文化战争，因为它们害怕自由而且看上去很害怕。”

人们需要真相，情感需要抚慰和宣泄，无论媒体还是其他文化产品，当政治统率之后，它的生命力也就到头了。作为曾经的资深媒体从业者，对此有切肤之痛。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不过，本书虽然资料丰富，但写作结构上似乎有些凌乱。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柯文著，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9月的江南之行时，我随身携带的是柯文的经典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西方经典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有三种：“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主导近代中国的变化的是针对外力侵袭下的反应；“传统——近代”模式，近世中国也将从“传统社会”走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但中国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之后，才能走上这条路；第三种模式是过去我们读书时熟知的帝国主义模式，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变化的动因，也是社会崩溃无法前行的罪魁祸首。

这三种模式的核心，都是西方中心模式。相对于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中心观，柯文给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崭新的角度——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中国儒教传统内部其实是有无可替代的自主性现代化资源的。这种立场出现的背景，是西方知识界内部对近世以来在科学理性推动下西方发展模式的反省基础上出现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过去传统马克思主义讲“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是变化条件”，与在研究对象内部发现变化的内在理路，精神上也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吧？

柯文的这本书，结束了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费正清时代”。萨义德的《东方学》，其实也是“在东方发现历史”旗帜下的著作。

但是，就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现代科学理性，等等这些方面，确实是传统中国所没有的，也是无法发展出来的，这是今日中国最需要的。如果泛用历史研究中的某一种模式而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无论哪种，都是灾难性的。须知道，即使是像徐复观这样的新儒家一代宗师，都再三强调，民主政治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唯一道路：“大家只有老老实实地走民主之路，才能立国家之大本，才能开太平统一之基。”（《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毫无疑问，这条路是西方中心观的产物。

柯文自己在新版序言中一句话，其实用在其他地方也很合适：“我相信过分强调此差异（指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历史研究将容易导致不幸的扭曲，即使是以某种幽默讽刺的方式加以表现。”

柯文这本书很值得一读。译者林同奇先生的序也相当不错。

《奥威尔日记》，奥威尔著，彼得·戴维森编，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奥威尔日记》是我在旅行途中在上海买的。这是一份预言癖与偏执者的日常生活的记录。我很好奇，奥威尔会在日记里写什么，是老大哥，还是老少校拿破仑，还是威根码头，加泰罗尼亚的荒凉战乱与残酷，或者其他？

我一页不拉地翻看完这本日记，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记录，无论在摩洛哥让我知道了更多的奥威尔，比如他最喜欢的两件事，就是种庄稼，养鸡牛，每天数鸡蛋：

“成熟的黑胡椒从树上掉下来了。母鸡没有下蛋。”

“39年5月27日上午阴沉。下午晴好温暖。蓝色婆婆纳和筋骨草随处可见。金凤花正是长得最高的时候。蒲公英正在播种。给草莓搭了茅草顶。在地里喷了氯酸钠。看到一只画眉在一块扁石头上敲开蜗牛壳。它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用喙去啄，而是把它叼起来往石头上砸。今天卖了50只蛋。”

在较早我还没熔断媒体生涯之前，曾经回答朋友和旧部说，将来我要回乡下去种菜做饭，当时我还没读到奥威尔日记。如今回想，正是吾道不孤。

当然，战争中的他在每天记录产蛋的同时







































北京治疗白癜风到那家医院
白癜风能遗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