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出现栽培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从整体上看，生业方式经历了从采集渔猎逐步发展到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以采集渔猎为辅的过程。这种生业方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地区内的各个小区域不是完全同步的，中原地区明显地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中原地区的稳定发展为后来早期中国出现在这个区域奠定了经济基础。良好的自然条件是这个地区生业发展的必要前提。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在开展考古学研究时，从观察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切入。进行探讨是十分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围绕动植物遗存进行研究，从生业的角度进行探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生业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是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从年开始陆续发表对全国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生业状况的研究结果。本文以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为地域范围、以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为时间框架，对这个时空范围内的生业状况进行研究。这里首先按照黄河的流向，从西向东阐述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生业状况，在阐述时先介绍各期的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然后进行小结；在最后部分，围绕前面阐述的内容展开讨论并进行总结。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年～年)

　　这个地区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不多。主要有分布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市怀柔区转年遗址、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阳原县于家沟遗址等。其中，仅有南庄头遗址和东胡林遗址进行过动植物考古研究。

　　(一)资料

　　1、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

　　东胡林遗址的年代在距今年～年间，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数量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可能为这个时期的粟和黍(因为保存状况极差，且数量极少，无法测年)，其获取食物的方式主要为采集，但可能开始种植小米。

　　该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存，主要为腹足纲、瓣鳃纲和哺乳纲，以鹿类骨骼居多，没有发现驯化动物的证据。

　　2、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

　　南庄头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年左右。通过对该遗址的植硅体和孢粉进行分析，没有发现当时存在农作物的证据。

　　通过对年和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或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鸟纲、哺乳纲等。对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鉴定有鸡和家猪。复查时发现当时的鉴定有误，应该是雉和野猪。依据下颌骨的形状和尺寸、齿列的长度及牙齿排列的疏密度等，判定该遗址出土的狗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狗。依据对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养动物狗约占总数的9％，鹿等野生动物约占91％，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二)小结

　　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生业特征是主要以采集渔猎的方式获取食物资源，东胡林遗址可能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但这种行为在这个地区不是普遍现象。在南庄头遗址发现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狗，没有发现其它家养动物种类的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年一年)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这个地区遗址的数量明显增多，我们可以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对分布在各个地区的遗址进行概括。其中有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东部地区和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大地湾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中北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分布于河南省南部地区的贾湖文化、分布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的磁山文化。

　　(一)资料

　　这个时期的遗址有9处，其中做过动植物考古的遗址有3处，仅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有3处，仅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有3处。以下分别阐述。

　　1、做过动植物考古的遗址

　　(1)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主要属于贾湖文化，年代为距今约年～年。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研究，发现贾湖遗址(研究者认为早、中和晚各期出土的植物遗存数量不均匀，故放在一起统计)有作为早期栽培作物的稻谷遗存、可能被种植的野大豆、采集获得的栎果、菱角、莲藕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还有其他杂草类遗存。当时的生产活动仍然以采集为主，稻谷种植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6次发掘及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或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等。研究者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6次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认为狗、家猪、牛和羊可能为家养动物。但是并未阐明猪、牛和羊属于家养动物的可靠证据，也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当时以野生动物为主。我们通过对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依据齿列排列扭曲、臼齿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标本占较高的比例、牙齿几何形态测量特征、2岁以下的猪在全部猪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猪的个体数量在全部哺乳动物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在墓葬中随葬猪的下颌及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显示，猪和人的食物结构十分相似等现象，判定贾湖遗址出土的猪中包含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家猪，依据统计结果，狗、家猪等家养动物在贾湖遗址一至三期出土的哺乳动物中的最小个体数分别为10％、13％、21％，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2)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

　　班村遗址包括多个文化层，通过水洗浮选，在距今约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层里发现朴树、山茱萸、栎属、紫苏和野大豆。朴树的发现可能与食用有关，由此可见，采集可能是当时的主要生产活动。

　　通过对年代为距今约年一年的裴李岗文化层里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硬骨鱼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哺乳纲中狗、家猪等家养动物约占总数的59％，鹿等野生动物占41％，当时似乎以家养动物为主获取肉食资源。

　　(3)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属于磁山文化，年代为距今约年左右。在年发表的考古报告中，提到在多个灰坑中堆积风化的小米。后来，吕厚远等专门对磁山遗址出土的小米植硅体进行研究。发现黍的数量明显多于粟。这个认识与其他地区距今约年左右的遗址中出土的炭化小米中，黍的数量多于粟的数量的研究结果一致。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认有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等。狗和家猪为家养动物。研究者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但是认为野生动物遗存的数量占哺乳动物总数的半数以上，猪骨数量远不如仰韶文化遗址或者龙山文化遗址中的猪骨那样占绝对优势。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似乎以野生动物为主。

　　2、仅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

　　(1)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

　　通过对距今约年～年左右的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淀粉粒进行研究，发现橡子、粟或黍或薏苡属、根茎类，以橡子的淀粉粒数量最多，可能为粟或黍的淀粉粒数量极少，反映出当时以采集为主。

　　(2)河南省邓州县八里岗遗址

　　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研究，在距今约年的前仰韶文化层中发现炭化的植物遗存，多为稻和橡子，它们的数量大致相当。当时以稻作农业和采集野生资源并存的方式获取植物性食物。

　　(3)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

　　北福地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年～年左右，在该遗址的灰坑中发现炭化的核桃楸果核和栎属种子，这是当时人开展采集活动的证据，当时可能以采集的方式获取植物性食物。

　　3、仅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

　　(1)陕西省宝鸡市关桃园遗址

　　关桃园遗址包括多个文化层，通过对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关桃园前仰韶文化层(从广义上讲，可归入大地湾文化)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等。其中家猪的最小个体数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7％。鹿等野生动物约占93％。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2)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自家村遗址

　　自家村遗址属于自家村文化(从广义上讲。可归入大地湾文化)，年代为距今约年～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依据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鸡、狗、家猪和水牛等家养动物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60％。野生动物约占40％。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研究者将水牛归入家养动物，但是没有说明理由，故不能对其可靠性进行讨论，只能按存疑处理。这个地区在后来数千年的历史中也未曾发现家养水牛的证据，如果将水牛归入野生动物的话，猪等家养动物仅占哺乳动物总数的36％，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3)陕西省商洛市紫荆遗址

　　紫荆遗址包含多个文化层，通过对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老官台文化层(从广义上讲，可归入大地湾文化)里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哺乳纲。其中，狗和家猪这两种家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21％，鹿等野生动物占79％。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二)小结

　　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生业特征是在原有的采集渔猎的基础上，出现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其中栽培作物有粟、黍和水稻，家养动物有狗和猪。从各个遗址的植物遗存上看，栽培作物并非普遍现象，且属于栽培作物的数量也不多，栽培作物中黍多于粟，发现水稻的遗址分布在黄河中游的南部地区。从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看，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出现的狗在中期的每个遗址中都存在。此外，每个遗址都发现家猪，这是一种新的家养动物。但是，仅有班村遗址的家养动物数量稍高于野生动物，大多数遗址以野生动物为主。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主要以采集渔猎为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获取食物资源。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年～年)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类型的数量更多，主要有分布于甘肃省东部地区、青海省东部地区、山西省南部地区、河北省南部地区、湖北省西北部地区、陕西省和河南省全境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后岗一期类型、大司空类型、大河村类型和下王岗类型。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和陕西省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类型或庙子沟文化类型，分布于河南省南部的屈家岭文化。

　　(一)资料

　　这个时期的遗址有27处，其中做过动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有2处，仅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有7处，仅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有18处。以下分别阐述。

　　1、做过动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

　　(1)陕西省华阴市兴乐坊遗址

　　兴乐坊遗址位于陕西关中平原，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约年～年。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农作物有粟、黍和稻，但是稻的出土数量和概率均较低。此外还发现野大豆、蓼属、车前属、筋骨草属、花椒属、报春花科、茄科等。兴乐坊遗址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了水稻种植，形成稻粟皆有的特点，以粟为主。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腮纲、鱼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89％，野生动物约占11％。肉食资源中以家养动物为主。

　　(2)河南省灵宝市西坡遗址

　　西坡遗址是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居住址，年代为距今约-年。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研究，发现植物遗存中以粟、黍和水稻这三种农作物为主，炭化粟粒的出土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炭化黍粒的出土数量相对较少，两种小米出土数量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99％左右。其他植物种子有属于禾本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藜科、茄科、菊科等。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两栖纲、鸟纲、哺乳纲。可以肯定出自仰韶文化层的家养动物为狗和家猪，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60％，鹿等野生动物约占40％，肉食资源中以家养动物为主。

　　2、仅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

　　(1)陕西省白水县下河遗址

　　下河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年-年。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植物遗存中数量最多的是粟和黍。此外还发现野大豆、蓼属、车前属、筋骨草属、花椒属、报春花科、茄科等。当时以粟作农业为主固。

　　(2)河南省邓州县八里岗遗址

　　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在距今约年前的仰韶时期除水稻外，新出现了粟和黍，两种小米的数量与水稻基本相当，当时是种植小米和水稻并举，另外还发现菱角。

　　(3)河南省三门峡市南交口遗址

　　南交口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通过水洗浮选及定性分析，发现距今约-年的一期的炭化农作物有粟、黍、稻等，稻的数量较少，还有杂草种子狗尾草、藜科、唇形科、菱角碎块等。距今约年～年的二期的炭化农作物有粟、黍、稻等，稻的数量增多，形成粟、稻混作的方式。杂草种子增加了牛筋草、黍属、稗属、豆科等。

　　(4)河南省淅川县沟湾遗址

　　沟湾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文化的地层和遗迹。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当时的植物包括稻、粟、黍、大麦(?)、黍亚科、莎草科、葫芦科、苋科、菊科、马齿笕科、茜草科、茄科、禾本科(粟、黍、黍亚科之外的植物)、葡萄属、猕猴桃属等15种，各个时期都以黍、粟、稻这三种农作物为主，黍的数量始终最多，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年代为距今约年-年)中，稻的数量明显增多，但是没有超过黍。

　　(5)河南省鹤壁县刘庄遗址

　　刘庄遗址属于仰韶时代晚期大司空类型，年代为距今约年-年。通过对土样进行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粟、黍等农作物，以粟为主，其它还有黍亚科、野大豆、豆科等。

　　(6)河南省淅川县吴营遗址

　　吴营遗址包含有屈家岭文化和春秋时期两个文化层，通过水洗浮选，发现在距今约年-年的屈家岭文化层有粟，还发现马齿笕属、藜亚科、唇形科、藜科、苋科、蓼科、茜草科等杂草类种子，杂草类的相对百分比和出土概率较高。

　　(7)河南省颍河流域中上游调查

　　通过调查属于距今约年前的仰韶文化的登封县袁桥遗址、石羊关遗址、杨村遗址。对样品进行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粟、黍、豆、稻四种农作物，以粟为主，黍、豆、稻的数量较少。野生植物果实有酸枣、桃、杏、葡萄、山楂。野生种子有狗尾草、倒刺狗尾草、苋科、藜科和莎草科。

　　3、仅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

　　(1)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石虎山I遗址

　　石虎山I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后岗一期的早期阶段，即距今约年左右。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6％，鹿等野生动物约占84％，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2)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前旗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

　　庙子沟遗址和大坝沟遗址均属于庙子沟文化类型，年代为距今约年一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庙子沟遗址有腹足纲、瓣鳃纲、鸟纲、哺乳纲；大坝沟遗址中有腹足纲、瓣鳃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庙子沟遗址的狗和家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27％，鹿等野生动物占73％；大坝沟遗址的狗和家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44％，野生动物占56％，两处遗址获取的肉食资源都是以野生动物为主。

　　(3)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王墓山坡上遗址

　　王墓山坡上遗址属于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类型，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半坡四期文化阶段，距今约年～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55％，鹿等野生动物约占45％，肉食资源以家养动物为主。

　　(4)陕西省商洛市紫荆遗址

　　在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半坡类型层里，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依据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家猪等家养动物占20％，鹿等野生动物占80％。在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西王村类型层里，确认有腹足纲、哺乳纲，依据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家猪等家养动物占37％，鹿等野生动物占63％。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5)陕西省宝鸡市关桃园遗址

　　在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仰韶文化层中发现哺乳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猪占20％，鹿等野生动物占80％。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6)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零口村遗址

　　零口村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动物遗存全部出自零口村文化层与仰韶文化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研究者在报告里提及山羊，但标注的拉丁文名是羊亚科，其写成山羊是笔误或鉴定有误，尚有待于今后的探讨)。家猪是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在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零口村文化层中，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51％，鹿等野生动物约占49％；在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层中，家猪约占47％，鹿等野生动物约占53％；在年代为距今约年一年的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层中，家猪约占37％，鹿等野生动物约占63％。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家猪有减少的趋势，肉食资源大致以野生动物为主。

　　(7)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

　　北首岭遗址包括前仰韶文化及仰韶文化遗存，均有动物遗存出土，年代为距今约年-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研究者将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动物放在一起阐述，认为狗、家猪和短角牛是家养动物，可能还驯养鹿。但是未解释短角牛为何是家养动物。也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从报告的内容上看，似乎家猪的骨骼最多。当时的肉食资源可能主要为家养动物。

　　(8)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主要属于仰韶文化，年代为距今约年一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认有硬骨鱼纲、哺乳纲。狗、马、家猪、牛和绵羊可能是家养动物。但是研究者未解释马、牛和绵羊属于家养动物的证据。需要强调的是半坡遗址还包括战国时期的遗迹，当时是将全部哺乳动物遗存放到一起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从报告的内容上看，似乎猪骨的数量最多。

　　(9)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

　　姜寨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狗和家猪是家畜，当时可能还饲养梅花鹿。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在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姜寨半坡类型层里，家猪等家养动物占哺乳动物总数的42％。鹿等野生动物占58％。在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姜寨史家类型层里，家猪等家养动物占25％，鹿等野生动物占75％。在年代为距今约年一年的西王村类型层里，家猪等家养动物占21％，鹿等野生动物占79％。该遗址呈现出一个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逐渐减少、鹿等野生动物逐渐增多、最终占据绝大多数的发展变化过程。那段时间获取肉食资源的对象逐渐变为以野生动物为主。

　　(10)陕西省丹凤县巩家湾遗址

　　巩家湾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动物遗存主要出自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地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鱼纲、鸟纲、爬行纲、哺乳纲。研究者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从报告内容上看，似乎在年代为距今约年一年的仰韶文化层中，家养动物家猪的骨骼数量较多。当时的肉食资源以家养动物为主。

　　(11)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遗址

　　龙岗寺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动物遗存全部出自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鸡、家猪、牛和羊是家养动物。研究者未阐述鸡、牛、羊属于家养动物的理由，也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从报告的内容上分析，野生动物多于家养动物，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12)陕西省高陵县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动物遗存出自年代为距今约年～年的庙底沟类型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93％。野生动物约占7％。肉食资源以家养动物为主。

　　(13)陕西省靖边县五庄果墚遗址

　　五庄果墚遗址的文化内涵接近海生不浪类型，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半坡四期发展阶段，即年代为距今约年～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狗和家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34％，草兔等野生动物约占66％。但是考虑到1个草兔的肉量和1头家猪的肉量差距甚大。当时的肉食来源似乎以家猪为主。

　　(14)陕西省横山县大古界遗址

　　大古界遗址属于仰韶晚期，年代为距今约年～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腮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1％，野生动物约占89％，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15)河南省新安县荒坡遗址

　　荒坡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动物遗存主要出自年代为距今约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早期地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狗、家猪和羊为家养动物，但是研究者未说明羊为家养动物的依据。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85％，鹿等野生动物约占15％左右，肉食资源以家养动物为主。

　　(16)河南省郑州市西山遗址西山遗址主要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可分为三期。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哺乳纲。狗、家猪是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在距今约年～年的第一期。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45％。野生动物约占55％；在距今约年一年的第二期，猪等家养动物约占55％，野生动物约占45％；在距今约年～年的第三期，猪等家养动物约占77％，野生动物约占23％，家养动物的数量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肉食资源基本上以家猪为主。

　　(17)河南省洛阳市妯娌遗址

　　妯娌遗址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均有动物遗存出土。年代为距今约年—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60％，梅花鹿占40％。肉食资源主要是家猪。

　　(18)河南省渑池县笃忠遗址

　　笃忠遗址属于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遗存，年代为距今约年左右。经过对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鸟纲、爬行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73％，鹿等野生动物占27％。肉食资源以家猪为主。

　　(二)小结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业特征是出现4种种植农作物的方式，即以粟为主；以粟为主、以稻为辅；粟稻混作、两者的数量相差不多；以稻为主、以粟为辅。当时基本上都是以栽培作物的方式获取植物性食物，其中稻的数量较多的遗址均位于黄河以南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有3种，即以野生动物为主、家养动物为辅；家养动物数量稍高于野生动物；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为辅。其中，内蒙古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主要以野生动物为主，家养动物为辅。陕西地区3种方式都存在，但是以野生动物为主，家养动物为辅的方式占据的比例较大。特别是零口村遗址和姜寨遗址从早到晚的不同文化层中野生动物的数量逐渐增多，家养动物的数量逐渐减少。河南地区则基本上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为辅。

　　四、讨论

　　从全国范围看，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生业行为有四个特征，以下分别阐述：

　　(一)栽培和驯化行为的出现及意义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人工饲养的狗，即古人将狼驯化成狗。狗的出现是当时人开始控制动物、利用动物的新举措。尽管这种活动并未改变原有的采集渔猎的生业方式，但是这种饲养狗的行为，从思路上、方法上为日后饲养其它动物奠定了基础，如家猪的饲养方式就与狗的饲养方式比较相似，往往是在聚落里放养，吃的食物也与人的食物密切相关。另外，这种人为地管理一种生物方式的成功，对于古人形成栽培农作物的意识和行为也是极为重要的启示。尽管这个地区尚未明确发现处于起源阶段的人丁栽培的粟或黍，但是这个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的较为成熟的栽培农作物的现象，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但为我们探求粟、黍和水稻的起源提供了线索，而且种植农作物的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业方式，继人类起源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起源，即农业起源由此发生。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猪不但保证了人类可以摆脱自然资源的局限，有计划地、稳定地获取食物来源。而且，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猪的行为可以逐渐扩大，满足人类持续增加的对于食物的需求量。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为人口逐渐增长创造物质条件。人口逐渐增长到一定程度，必定带来管理方面的复杂化，而管理方面的复杂化，则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这个过程不断呈螺旋式上升的形式循环。可以说。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生业发展的模式

　　纵观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生业特征，可以看到有一个递进式的发展过程。即整体上从早期采集渔猎的生业方式，历经中期的以采集渔猎为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发展到晚期的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以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方式。生业方式发生变化的证据是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数量的增多，而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数量的增多往往又与原来依靠自然环境提供的食物资源不能满足需要，在生存压力之下，当时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劳作，开发新的食物资源相关联。由此，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出现新的食物种类、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方式等等。而这些新的要素的出现，又会带来生业、经济、社会管理及上层建筑的变化。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由此可见，这个生业方式的变化过程意义深远，其奠定了古代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基础。当然，如果具体地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并非在每个时期的任何一个遗址都整齐划一。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几个遗址就有以采集渔猎为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和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方式共存的现象。陕西地区与内蒙古地区有相似之处，有些遗址以采集渔猎为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有些遗址尽管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但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仅略高于野生动物，当时的渔猎活动还较为频繁。只有河南地区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方式表现的最为典型。这种区域性的生业方式的不同可能反映了各个区域的生业整体水平。

　　(三)陕西与河南的差异

　　陕西地区在中期和晚期阶段的发展进程中都存在以采集渔猎为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和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方式共存的现象。特别是陕西的零口遗址和姜寨遗址从早至晚的不同文化层中都存在野生动物的数量比例逐渐增多，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逐渐减少的趋势。而且既便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但其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仅略高于野生动物，显示出当时渔猎活动还占有较高的比例，这类两种方式共存的现象甚至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还存在。陕西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始终没有进步到基本上以饲养家猪为主的阶段，生业的发展相当缓慢。相比之下，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生业方式特征则基本上都是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采集渔猎为辅，这个特征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状况是一脉相承的。陕西与河南这两个地区生业特征的差异，似乎与早期国家没有出现在陕西地区，而是出现在中原地区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这个长时段的进程看，陕西地区生业方式的转变是后来居上的。如战国时期位于陕西的秦国大力发展农业，修建郑国渠，改变关中地区土壤贫瘠的状况，带动经济快速发展，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实例。

　　(四)自然环境的作用

　　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良好的自然环境也是生业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个地区的气候大部分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热量资源比较丰富，降水集中。黄土堆积主要集中在这个地区，黄土疏松多孔，粉砂质，质地均一，富含碳酸钙，在黄土覆盖区，土壤发育深受黄土母质影响，土层持水性较好。黄河、渭河、滹沱河、漳河、淮河等流经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植被建群种甚为丰富，森林植被的建群种以松科的松属和壳斗科的栎属为主。这个地区的气候、土壤和水系等条件都为各种植物和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及栖息环境，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另外，这个地区东面与黄河下游及东北地区为邻，北面与内蒙古地区为邻，西面与黄河上游地区为邻，南面与长江流域为邻，这个地理位置也为其与各个地区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的生业状况与相邻地区在相关时期内的生业状况大致相似，这种边界效应与交流对于促进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的文化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

　　五、结论

　　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出现栽培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从整体上看，生业方式自采集渔猎逐步发展到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以采集渔猎为辅。这种生业方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地区内的各个小区域不尽相同，中原地区的稳定发展为后来早期中国出现在这个区域奠定了经济基础。良好的自然条件是这个地区生业发展的必要前提。

（作者：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