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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瘦为美，似乎是当今Ｔ台上模特们的一个共同特征，书法中“瘦金体”亦然。凭着一手自创的“瘦金体”，宋徽宗赵佶怎么说也可以杰出书法家的身份列名中国书法史。即使将“瘦金体”放置到整个中国书法史的视野中来观照、考察，其独创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瘦金体”作为一种书体，其最大的“独特”，说穿了不就“瘦”吗？而宋徽宗赵佶之于它的所谓之“创造”，不就是将工笔画的一些用笔移之入书吗？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赵佶还没有当皇帝时，他写出的这种字体只被称为“瘦筋体”。“瘦筋”者，瘦骨伶仃、骨瘦如柴、骨突筋显也。这实在不文，不雅，不美！所以赵佶当上皇帝后，就被尊称为“瘦金体”了。宋徽宗《夏日帖》虽一字之改，但是给人的心理暗示即是大为不同的，人们据此的联想立马就变成了：金钩铁划、屈铁断金、金枝玉叶……更何况杜甫早就说过“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话，所以，这瘦至极点、硬至极点的“瘦金体”，可不就成了最“通神”的书法“神品”！所以我有时想，既然书法史上明确写着，“以‘金’易‘筋’，将‘瘦筋体’称为‘瘦金体’是对御书的尊重”，那么，如果赵佶没有当上皇帝会如何？其“瘦筋体”还会有后来的事实地位吗？还会进入中国书法史的视野吗？这或许还真是个问题。我们无法知道赵佶为什么要将字写成这样，但是我们不难知道的是，他写成这样一定是故意的，甚至是刻意的，因为我们也见过他留下的别的字，如《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并非这样瘦。宋徽宗《草书团扇》学过书法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同一个人的楷书与行草书相比，别的不说，只说用笔的轻重和点划的粗细，一般都是楷书会比行书重、粗，原因很简单，以一样的用笔书写习惯为前提，写行草书要比写楷书快，自然也就会用力轻一些、点画也细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快得起来！这一点在颜真卿那儿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米芾一面对其行草书大加推崇，但一面又因为其楷书写得较为粗重就骂其为“墨猪”。在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那里，草书写得比楷书粗、重的，几乎没有，唯赵佶一人而已！宋徽宗《闺中秋月帖》苏东坡曾说，观人寓书，意在观其行草。草行书的书写应该更多出自于人的性情，赵佶也应该不例外！因此，仅凭上面所说这一点，我们就足可以推断，其行草书应该更代表了他的本色书写和性情书写，如果说“书为心画”一说是真的，那么赵佶的“心画”，更应该是他的行草书；而其“瘦金体”，应该是他的刻意而为！刻意而为终将与艺术本质多有相悖，其产物和产品之艺术性和艺术价值也终将大打折扣，因为其更与工艺品接近。如果这样的推论还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不妨以《秾芳诗》为例来“实证”一下。宋徽宗《秾芳诗卷》宋徽宗《秾芳诗卷》《秾芳诗》在赵佶留下的“瘦金体”书法作品中字形最大，通过它我们可将其书体特征看得非常清楚：结字上除了将中宫收紧一点外，并无多少特点；最大特点在用笔，笔一定是硬毫锋利，落笔多露锋轻落，运笔迅捷，收笔夸张回锋，即几乎所有横划都归为竖，所有竖划都归为点，所以横竖如竹竿竹节；而撇捺几乎都写如兰竹叶……这种用笔，显然都是工笔画中所常用的，因此这些笔法本身谈不上有任何“创造”，如果硬要说“创造”的话，只是赵佶将之从绘画中搬到了书法中。我们不难想象，赵佶在书写“瘦金体”时，对于他个人来说，虽然他非常熟练，可谓得心应手，但是如此用笔，如此书写，终难免做作。宋徽宗《欲借、风霜诗帖》众所周知，赵佶在绘画方面的成就似乎并不比书法逊色，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书画天子，赵佶当然知道中国画是很讲究诗、书、画、印合璧的，所以他在完成一幅绘画的得意之作时，对于如何题款，用什么字体题等问题，一定也曾经煞费苦心的吧！我们今天从赵佶留下的绘画作品来看，其画风多为工笔，落款书法多为“瘦金体”，这让我有时也曾设想，如果将画上的“瘦金体”落款改为他亦同样擅长的草书如何？几乎是毫无疑问，画面整体的艺术效果一点会大打折扣。说句实话，赵佶的“瘦金体”作为题款在画作中是非常和谐的，在我看来比单独作为书法作品出现时的艺术效果要好很多。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做一推断，赵佶当初“自创”这种字体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题画的吧！如果真是这样，这倒也可以作为“瘦金体”自身的工艺性要远远大于艺术性之一证。因为工笔画说到底，本身就是通过其工艺性来显示其艺术性的，如果较之于写意画，其工艺性更是明显。宋徽宗《芙蓉锦鸡图》有人说作为皇帝的宋徽宗，你什么书体不创，偏偏自创出一个“瘦金体”，真是太不吉利了——北宋的江山就是被他这书体越写越瘦，最终只得走向灭亡的。此话初听起来有点荒唐，一种书体，怎么会被上升到有关国家兴亡的高度呢？这多少还是中国人“书如其人”的思想在作怪吧！试想一下，如果宋徽宗自创的不是“瘦金体”，而是一种别的什么“体”，甚至是如“颜体”一般的以宽厚为特征的“体”，那是不是北宋就不会灭亡，甚至还会兴旺发达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赵佶身为皇帝，那么多更大、更多、更重要的事不好好去忙，偏偏如此热衷于书画，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在那个既不同于此前大唐的贞观，也不同于后来大清的乾隆，他的崇宁，可谓是内有忧患、外有强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为一国之君，任凭你将书画水平修炼得再高深，终究与自己的人生角色与历史职责大大错了位，因此，任凭你将“瘦金体”写得再出神入化，终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悲剧后果。以斯言之，荒唐之言又似乎不无道理。宋徽宗《怪石帖》然而一点办法也没有，中国历史在那一个时刻就遇上了并选择了赵佶这样一个艺术的天才政治的侏儒，这无疑是历史与他开了一个玩笑，他便也只能与历史开一个玩笑，他的国家灭亡了，他的“瘦金体”倒留下了。如果我们不落入“书如其人”的陷阱，平心静气地来看“瘦金体”，它作为一种楷书，在已经产生了颜、柳、欧之后，别具一格，另创一体，实在难能可贵，即使仅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来看，它也的确算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种唯美的书体，且这种唯美已进入了一种极致：瘦硬、纤细、充满弹性。那呈现在宣纸上的每一个汉字，苗条、硕长、轻捷、灵秀；比之于人，如曼妙的少女，举手投足间拿捏适度、娴静优美、风情万种——这样的少女，不正如Ｔ台上的模特吗！她们精瘦至极致的曼妙身材，原本就是一个个精心挑选和职业训练出来的；她们那种优美的动作，娴静的步态，甚至表情的一颦一笑，原本都是职业训练出的。所以美则美矣，但是这既不是生活中真正的美，也不是艺术的美，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表演，一种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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