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城河上两驾牛车从城里驶出，先生指着牛车侃侃而谈：“宋代重文轻武，再加上疆域南移，良马很少，甚至不能满足骑兵所需，所以骑马出行的人越来越少，鲜衣怒马过长安的景象，只能留在那个繁红艳紫的盛唐了。骏马难得，以马拉车就显得非常奢侈。况且古代社会等级森严，马车不是人人都能坐的，牛车就自然而然成了人们的首选。其实早在西汉时期，宫廷贵族就已经开始乘牛车出行了，唐代虽然盛行骑马，但也乘牛车。杨贵妃姊妹就曾‘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这里的‘犊车’即就是指牛车，可见其地位并不低。到了宋代，从宫廷命妇到平民百姓都坐牛车，所谓‘雕车南陌碾香尘’，精致细巧的车厢前未必一定是潇洒的骏马，更多的可能是悠闲的老牛。牛车听起来虽然不够高大上，速度也较马车缓慢，但牛的负重较大，车厢也可以造得宽阔些，当时的车辆减震系统很差，慢行车相对平稳，坐起来反倒比马车更舒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赁。’所以，宋代汴京街上来来往往的多是牛拉的厢车，足可容纳六人，还能提供租赁，可算是中国最早的‘出租车’了。当然，牛车并不是都用于拉人代步的，能承重的牛车是运输货物的好手段，在繁华的商业大街上，牛车更多的是用于送货。”

经过这一段时间与先生的接触，小华和小涂对《清明上河图》的理解能力大有提高，这不，小华的说法逻辑非常严密：“所以呀，可以判定，辕牛之外多了两条拉套的牛是因为这是负重的货物运输车”。

牛车迎面，是一伙高调张扬的小队伍。骑马的人宽沿高帽，手持凉扇安然端坐；牵缰绳的仆人恰好地控制着马速，小心翼翼；挑担的仆人紧随其后，大汗淋漓；而开道的小吏则手执皮鞭吆五喝六，对占道的牛车横加指责。挑担的路人听到吆喝快步避开，驾车人手忙脚乱，赶紧在弯道上靠边回避。

小涂也豪不示弱，侃侃而谈道：“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嘛！轻装让重车才是道理。有权有势的人飞扬跋扈，车夫、脚夫只能忍气避让，先生对下层百姓疾苦的关切显而易见。”

先生哈哈大笑，说道：“孺子可教也，领悟得非常到位！《清明上河图》中这样的对比之处很多，你俩要细致理解，不要被画面的繁华和热闹所干扰，才能体味到这幅画的真谛。”

路边小拱桥旁的小吃铺里，几个平民坐在棚下吃着点心。这里的价钱比酒店里要便宜一些，一张面饼外加一个酸菜馅包子也就几文钱，这是汴京底层百姓们最为享受的面食了。小吃铺边售卖花苗的花农正在向顾客展示花苗，花铺前的花篮里插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枝，买主似乎在询问品种和价格，身旁还站着一位小吃铺里拉客的伙计。春暖花开正是采买花苗，装点门院的最好时节。宋朝市民以插花为生活时尚，汴京的春天，“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今日的城市“小资”们所追求的鲜花时尚，在当时已蔚然成风。

护城河桥头是一家饼铺，店主正在烙饼，饼子摊了一桌，铺前有路人似乎为馕香吸引而纷纷驻足。宋朝的烙饼，品种丰富，有千层饼、月饼、炙焦金花饼、乳饼、菜饼、胡饼、牡丹饼、芙蓉饼、熟肉饼、菊花饼、梅花饼、糖饼、油饼……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当时市场上还有一种胡饼，“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新疆一带所说所食的馕。宋人还在胡饼上加肉，烤制成“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大概跟现在的肉夹馍或者披萨饼差不多。

城外的平桥上，几个书生模样的人趴在栏杆上观赏着护城河中的游鱼，拱桥的另一侧也有相同的几个人在桥上看风景。画面中刻画他们闲得无聊的样子极为细致，后面的几位书生被两个小乞丐不依不饶地缠住了，一个人实在是受不了，便转身给了小乞丐一些银两，细节将人物的内心也刻画得非常到位。乞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社会群体，画师在《清明上河图》中把他们集中在城郊的分界线——城门口，是很有深意的，充分体现了作者忧民怜弱的作画意图。

桥上的驴车吃力地拉着旧党文人的作品，准备拉到郊外去焚烧。这是《清明上河图》中第二处描绘党争的画面。独轮车上覆盖了一张写着书法的盖布，上面的字体是行云流水的大字草书。这样的文人草书，应该被精心装裱，摆在富豪的屋子里作屏风，现在却被弃如敝履，潦草地覆盖在驴车上。

独轮车后面的城门下，正上演一场送行的场景。头戴席帽的白衣官人骑在驴上，无奈地对视着半跪在地上的男子，这位伙计奉主人之命当街杀了一头黄羊作祭品，这在当时是最昂贵的祭品；身旁站着一名官吏是这场送行的策划人，正恭敬地手持祷文吟诵着，为出远门的人祈福，保佑他一路平安。这位颇有身份的文士曾下榻在这家大户人家，现在要远行的他头顶席帽，眼中流露惜别神情；送别的人群中更多的是乞丐，衣衫褴褛却一脸虔诚；两个仆人一个挑着行李、一个牵着牲口候在一旁，其中的书籍和宝剑显示出主人的身份；送别情景吸引路人驻足，路人扭头目送，依依惜别，城门口也因此更加拥堵。

先生的脸上宁静如水，缓缓说道：“画中这条汴河，不知见证了多少人豪情万丈地到来，又黯然神伤地离开。这是读书人和艺术家最好的时代，宋朝重文，即使官场失意，也不会被杀头，还可以凭笔墨才情受万人敬仰。但也是文艺人最坏的时代，政局动荡，外敌环伺，士大夫的治国理想难以舒展，颠沛流离。就像苏东坡，垂暮之年等来再次启用，却在归途中辞世。一个被贬的人远行，眼前就是自己多年经营却即将被毁掉的成果，你们能理解其中滋味吗？知道送行的场面前为什么要画上即将焚毁书画的情节吗？”

小涂、小华怯怯地齐声答道：“先生同病相怜，是映射苏东坡等政治失势的文人，为他们打抱不平吗？”

“不！”先生非常肯定地说道，“与苏东坡等失势文人同病相怜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同情他们，伤心于文化艺术的被毁。但更主要的是我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和其中隐含的苦谏，可以预料到不会被重视，画中人就是最终一样失意潦倒的我自己啊！”

“哦……”小华和小涂瞠目结舌。（待续）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