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白癜风医院 http://www.zgbdf.net/m/
殷商、秦汉早期时的文字，主要还以应用为主，到汉末，随着草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其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竞相追逐，书法的实用价值退居其次，艺术审美意识逐渐增强，尤其是杜度（操）、崔瑗、张芝等大书法家的出现，把书法推向了自觉发展的道路，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存在。由此，出现了草书作为点画省检、提高效率的实用性与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性之间的冲突。赵壹的《非草书》和崔瑗的《草书势》就是形成于这一时期。赵壹恃才倨傲，而又性格耿直，对社会上的邪恶丑陋现象往往直言不讳，如其《刺世疾邪赋》云：“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俊馅日识，刚克消亡。欲痔结驯，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后汉书赵壹传》）在经学为上的汉代，面对后学之徒对书艺小道的狂热追求，赵壹站在士大夫的立场，提出了责难。赵壹写《非草书》的目的并非见而“非”之刚刚兴起的草书，也并未否定人们对书法艺术美的追求。他在文中没有否定杜、崔、张子，而是认为他们“皆有超俗绝坡之，在“博学余暇”，的秋态中“游手于斯”，而达到“后世慕焉”的境界。他站在文人士大夫的角度担心那些“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的“当世之彦哲”和“后学之徒”对草书的狂热会本木倒置，导致“背经而趋俗”。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唇齿常黑。……指爪摧折，见聴出血，犹不休缀”的狂怪学习草书的方式，最终非但不能把草书写好，反而“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从赵壹对杜、崔、张子的态度和所反对的那些狂怪学草之人，可以看出赵壹对草书艺术更加深刻的把握。他认为草书的学习要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上，是和一个人的学养相联系的，仅仅注重对“伎艺”的追求，只能是舍本逐末，所以他在文章最后劝诫那些“言哲”和“后学之徒”说：“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绩钩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净。依正道于邪说，挤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他把草书推到了“近乎道”的境界，强化了书法的文化性格。然而，尽管赵壹博学多识，仍未能摆脱儒家弘道思想的束缚，不能从艺术的角度，正确的看待通过书法选拔人才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位传统文人，他很难超越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所以其在论证其观点时，也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了问题：认为草书为实用的目的而产生。“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揚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揚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指出由于秦之末，社会动荡不安，文书频繁，为了应用的方便，把篆、隶进行草化，简化，即“删难省烦”，结果草书应运而生。并且指出好的草书并非能简简单单的学来，是需要“超俗绝世之才”的人在“博学”的基础上而达到的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游手于斯”。认为“草书为小道”在实用上也极为有限。他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学习草书本就是“伎艺之细者耳”。而且就草书的功能来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又从“玩物葬志”顾此失彼的角度提出“务内者必圈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们風，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蛆風，乃不暇焉”，劝后之学者应树立远大志向，不能将全部精力用来学习草书，并认为即使把草书学的很好也无用武之地。当时人们的苦研草书盛况。草书在汉末作为一种时髦书体，即使草书不能使人闻达于诸侯，但从上到下的人们仍然对其钟爱，竞相学习，而且用功之勤、狂热之程度前所未有。文中描述当时书写盛况时说：“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培，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逞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判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聰出血，犹不休辍”。草书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竞相追逐，即使是忘记了吃喝、忘记了休息也不会感觉疲累；衣服上、嘴唇上常常有墨亦不会觉得难堪，纵然是“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也义无反顾。和赵壹《非草书》不同崔瑗《草书势》从草书审美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东汉中晚期，随着崔瑗《草书势》的出现，草书就逐渐从实用中脱离出来，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进而演变成为一门艺术。其实早在甲骨文、金文时，人们也会去朝美的方向书写，只是这个时候是无意识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汉字的美，尤其是到草书，这种美变得更加纯粹，人们开始有意识的去按照美的要求去书写，渐渐使书法进入到了审美的领域。在隶书蓬勃发展时期，崔瑗拿出草书进行分析，这与草书本身的特点有着密切关联。虽然篆、隶、行、楷也能表现书法的美，但草书有它独特的优越性，草书本身符号性更强、抽象程度更高，变化也更丰富，艺术表现形式更加纯粹，更利于人们情感的宣泄。崔瑗在《草书势》中重点阐释了草书以下几种美：草书的师造化美唐代张燥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书法艺术依赖于文字，文字产生之初取象形，这就注定了书法与自然的必然联系。崔瑗的“写彼鸟迹”，蔡邑的“书肇于自然”从书论的发生之初书家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才是书法艺术的源泉，以至于后代书论无论从书法本体、风格化、价值等各个角度去阐释书法时，无不与自然界产生某种联系。张怀璀《书议》中说草书“同自然之功”“得造化之理。”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喜欢写草书，喜怒哀乐等情绪，必通过草书发泄，其“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龟、草木之花实、円月、列星、风附、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花、鸟、虫、鱼无不是书法取法的对象，自然界中这种不规则性恰恰成了书法的最高准则。李泽厚在《美的历程》说中国书法：“不是线条的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形式美，而是远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每一幅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并不作机械的重复和僵硬的规范。”‘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草书艺术突破了种种僵硬的规范，变得更加鲜活而富有生命，它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草书的连贯、节奏、韵律之美。崔瑗讲草书时说：“状似连珠；绝而不离。”他最早记录了草书这种连贯、节奏、韵律之美。这种美首先表现在上下字之间的连贯上，“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虫蛇虫或往或还。”：’“若欲学草书……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字字之间的勾连，体现出草书独特的气势，即使是字字断开，仍气势连贯而不相离。其次，表现在单个字点画间的牵丝美。黄庭坚《山谷论书》云：“柳公权《谢紫丝級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牵丝有轻有重，且方向不固定，常给人以独特美感。再者，草书疾如旋风，缓若绵雨的书写速度，表现出音乐的韵律美。李白《草书歌行》中“须臾扫尽数千张”、苏换《怀素上人草书歌》讲“兴来走笔如旋风”，都强调了草书书写之快的特点。李泽厚在论述书法美的原理时也说：“它（中国书法）象音乐从声音世界里提炼抽取出乐音来，依照自身的规律，独立地展开为旋律、和声一样，净化了的线条一书法美，以其挣脱和超越形体模拟的笔划后代成为所谓‘永字八法’）的自由幵展，构造出一个个一篇篇错综交织、丰富多样的纸上的音乐和舞蹈。”草书中线条的轻重、起伏、虚实等一系列变化也恰恰造就了这种韵律之美。草书的气势之美上文中已就“势”的内涵做了介绍，这里的气势仍指的是“力量”。崔瑗在论述草书势的特点时，即强调了“志在飞移；将奔未驰”的蓄势，也谈及了“畜怒怫郁，放逸生奇。……似幢郷而掮枝”的奇势，还讲到了“绝笔收势，馀綴纠结；若杜伯楗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的收势。最后给人一种：“摧焉若阻卑崩崖”的不可阻挡之势。草书的“气势美”是书法美的重要范畴，张怀瑶在《书仪》中讲到草书与真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草书作品完成后，气势还像烟雾一样在作品上缓绕，虞世南《笔髓论释草》云：“草即纵心奔放……既如舞袖挥拂而萦纤，又若垂藤穋盘而绮绕……或体雄而不可抑，或势逸而不可止，纵于狂逸，不违笔意也。”‘“势”作为中国书法最早的美学范畴，历朝历代书家都为此追求不倦，而在所有字体中对草书势的追求为最。草书的法度之美。崔瑗《草书势》中最早讲到了草书书写的严谨，“是故远而望之，摧焉若阻军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远望的是草书不可阻挡的气势，近观的是草书谨严的创作法度，即使是“一画”也“不可移”。草书自由的挥洒是人们所向往的，但这种自由需建立在严格的法度和对草书极其熟练的基础之上。“法才是最高形式的自由”。然而在我们日常草书创作中，对个性的追求经常会让我们置法度而不顾，古人的狂放癫逸并不等于胡乱妄为，明娄坚《评书》云：“素之《自叙》，虽姿态纵逸，而法度森然……”没有任何法度制约、信笔涂鸦的草书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当然草书的美远远不止崔瑗提及的这些，启功先生认为草书到汉末时己成为珍贵的艺术品，汉末有这种对草书美的欣赏非常难得。其实早在东汉之初，文人士大夫们就对草书产生浓厚兴趣，《汉书》中记载了陈遵善书，其书写书信被人收藏；《后汉书》中有刘睦善史书，明帝收藏其草书尺牍十首的记录。到汉末，灵帝置鸿都门学，专门培养艺术人才，对书法艺术倍加重视。关于草书的实用与审美的讨论已经历了上千年，赵壹《非草书》中的一句话：“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揭示了草书的实用和审美的冲突，书体演变的规律告诉我们草书的屯美正是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两者又存在统一的一面。从草书的产生和使用范围來看，直到魏晋时期，草书的主要功能还是起草书信或某种被迫情形下书写的文书，他的首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即以实用性为主，而并非为了审美。崔缓《草书势》说草书是：“兼功并用，爱日省力。”也说明了草书的实用价值。刘熙载《艺概书概》引欧阳修《集古录》中所讲：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瞬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在这时，字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实用，审美或欣赏还要依附于实用。由于草书难以识别、不容易掌握的特点，它的应用对象和范围又极为有限，多应用于那些熟悉草法的人群中。在草书重实用的发展过程中，审美也并未被忽略，两者可以说是一体发展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书写者重视的程度不同而已。草书原为求得简省、快速，发展到汉末时变得“难而迟”，好像草书背离原来的发展轨道，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其实就是审美的、艺术化的方向。草书进入偏重审美的领域，与它的实用性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后来汉末“狂草”的出现更远离了实用，发展为一门纯艺术。从赵壹《非草书》中“难而迟”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草书进入审美领域后，它的法度变得更加严谨，书写的难度也明显加大，刘熙载《艺概书概》云：“崔子玉瑗）《草书势》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画不可移。’‘奇’，与‘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难也。”极言其法度之严，从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功夫上也能看出练习草书的不易。综上所述，草书产生之初以提高书写效率为目的，主要注重的是实用性的一面。随着草书艺术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草书的美，而把它艺术化，并争相追逐，用来把玩、欣赏，尤其是发展到“狂草”而变为一门纯粹的艺术，这时主要注重的是草书审美的一面。草书的实用和审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书写者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gucaoa.com/jgcgx/12284.html